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红十字会条例

（2004年6月2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提高社会救助水平，促进和平进步事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与红十字事业有关的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承认《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并缴纳会费的我国公民或者单位，可以自愿参加红十字会，成为红十字会个人会员或者团体会员。

　　第四条　红十字会使用白底红十字标志。红十字标志的使用范围和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红十字标志。红十字标志的使用由红十字会协助各级人民政府监督管理。

　　第五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按行政区域建立地方红十字会。各级地方红十字会设置办事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全省性行业根据需要可以建立行业红十字会。

　　各级地方红十字会和全省性行业红十字会依法取得社团法人资格，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企业、事业单位、街道、乡镇等可以依照《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建立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第六条　上级红十字会指导下级红十字会的工作。行业红十字会接受省红十字会的指导。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接受所在地县级地方红十字会的指导。

　　第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红十字事业给予支持和资助，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红十字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与其职责有关的活动。

　　第八条　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红十字事业。提倡单位和个人积极参加红十字人道主义救助活动。

　　红十字会可以吸收自愿为红十字事业工作的人员为红十字志愿工作者，组织其参与人道主义救助活动。

　　第九条　对红十字事业做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红十字会或者报请同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条　红十字会应当做好救灾准备工作,提高救助能力。

　　省红十字会可以建立备灾救灾机构，并根据需要规划建立备灾救灾仓库,筹措储备救灾物资。

　　第十一条　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中，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救护员、志愿工作者对易受损人群和受害者进行救助。

　　各级地方红十字会可以根据需要依托医疗机构在事故易发地设立红十字救护站，开展现场救护。

　　第十二条　红十字会在公民中宣传红十字基本知识，传播人道主义。

　　红十字会参与无偿献血和遗体、角膜及其他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工作，参与艾滋病等传染病预防宣传教育工作。

　　第十三条　红十字会可以在社区开展红十字人道服务,进行初级救护培训，开展救助活动。

　　红十字会可以在学校开展适合青少年特点的红十字活动。

　　第十四条　省红十字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省级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管理中心，征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募集建设资金。由管理中心为受赠者提供检索、配型、移植联系等服务。

　　第十五条　省红十字会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下，发展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红十字组织以及外国地方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友好合作关系。

　　第十六条　省红十字会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或者省人民政府委托参与台湾海峡两岸双向遣返工作，协助人民政府处理闽台两地涉台突发事件和海难事件,为两岸同胞提供人道服务。

　　第十七条　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

　　（一）会员缴纳的会费；

　　（二）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

　　（三）动产、不动产及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拨款。

　　各级地方红十字会可以依法设立红十字基金或者基金会，募集资金专项用于人道主义救助活动。

　　第十八条　红十字会可以通过义演、义卖、义诊等活动募集救助资金和物资。

　　各级地方红十字会可以在本地区域内的宾馆、商场、公园、车站、码头、机场等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有关单位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向红十字会捐赠款物，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税收优惠。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救灾物资，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应当依法提供方便并减免相关税费。

　　第二十条　红十字会接受捐赠的款物，应当用于红十字事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红十字会处分捐赠款物，应当尊重捐赠者的意愿。需改变救助用途的，必须征得捐赠者同意。

　　捐赠者、资助者有权向红十字会查询所捐赠、资助款物的使用、管理情况。对于捐赠者、资助者的查询，红十字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第二十一条　各级地方红十字会可以将动产、不动产用于兴办符合红十字宗旨的社会福利事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扶持。

　　第二十二条　红十字会应当建立经费、财产以及捐赠款物的管理、审查、监督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的捐赠款物及其使用情况；每年向同级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并接受同级人民政府的审计监督。

　　第二十三条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对红十字会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对人道主义救助的公益广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无偿播放或者登载。

　　第二十四条　在红十字会执行救灾任务和处理突发事件时，有关部门应当对标有红十字标志的人员、物资、交通工具等给予优先通行，并免征车辆路桥通行费。

　　第二十五条　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单位申请以红十字命名、冠名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红十字会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红十字会报上一级红十字会批准。

　　以红十字命名、冠名的单位，应当依法使用红十字标志和名称，承担红十字相关义务。

　　各级地方红十字会对以红十字命名、冠名的单位进行监督。对不履行红十字相关义务的，由批准命名、冠名的红十字会予以取消命名、冠名。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条规定擅自使用红十字标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七条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是“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还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反映了国家本位主义和社会本位主义下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本质观。前者意在推行国家外造秩序，因此必然由国家官员主导，采职权调查模式。后者力图恢复社会内生秩序，因此必然由冲突双方主导，采当事人对抗模式。前者的目的在于准确地实现国家刑罚权，因此其价值也就在于发现真相。后者的目的则在于妥善地解决社会冲突，因此其价值在于利益平衡。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呈现出了从国家本位主义向社会本位主义过渡的转型期特征。


学界一般认为诉讼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而刑事诉讼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活动，也就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那么，刑事诉讼能否既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又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呢？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

一、背景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有几个环节与诉讼及刑事诉讼的本质密切相关：

首先，国家是自社会中产生的，是社会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其最先是以中立的裁判者的姿态出现的。在诉讼产生之前，社会冲突主要靠血亲复仇来解决，这种通过消灭或者征服对方来解决冲突的方式本身就是一场更大的暴力冲突。因此，为了防止冲突双方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中把自己和整个社会都消灭掉，就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来对冲突做出中立的评判。这个裁判者应当具有能够使冲突双方都愿意遵从其裁判结果的权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日益扩大，仅靠德高望重者的个人权威已无法胜任这一裁判者角色，因此，国家便以一种至少在表面上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的姿态应运而生了。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由于尚未形成国家的“自然状态”存在种种不足，因此，就需要“设置一个人所共知的权威，使这个社会里的每个成员在受到任何伤害或出现任何争执时可以向它申诉，而且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它的决定。”[1]（P． 461）这个“人所共知的权威”就是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国家。恩格斯也将国家的产生与社会冲突的解决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P． 170）可见，国家最初就是以社会冲突裁判者的身份出现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必须是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而才能显示出其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的中立姿态。

其次，国家之公共利益代表人身份的取得使得其本身被卷入了社会冲突之中，并成为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2]（P． 170）。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联系日趋紧密，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可能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但是，社会全体成员却很难通过由所有实际的个人联合起来的方式来直接确认和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因而必须寻求利益的代表者，国家便由此取得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P． 132）值得强调的是，国家所代表的这种公共利益是“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是抽象的利益，它可能确实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的实际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并不符合。而正是由于这种“脱离”，导致国家成为一种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

再次，在社会与“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应当以社会为本位，还是应当以国家为本位的问题，也即谁是手段，谁是目的的问题。在国家本位主义下，国家力图凭借国家强制力统治和管理社会，国家统治本身成为目的，维护国家统治成为调整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社会本位主义下，国家权力仅被用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国家统治并非目的，社会发展才是目的，防止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对社会自治形成不必要的干预，成为调整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而究竟是采国家本位主义还是采社会本位主义又取决于人们对“公共利益”的看法：如果认识到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抽象的，是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相脱离的，就会采社会本位主义。如果把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等同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则会采国家本位主义。

最后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或者说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问题。国家与社会在客观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具有统一意志的“虚幻的共同体”，后者则是由人与人的不特定的交往所形成的现实的交往体系。但是，国家本位主义的发展最终将导致社会生活被广泛、普遍地纳入到国家的规划与管理之中，也即社会被国家化。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则意味着：在认识层面，要从国家与社会胶合的迷雾中发现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并树立社会本位主义的观念，防止社会为国家所吞噬。在现实层面，要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4]（P． 3）从国家权力阴影的笼罩中救赎出来。

二、本质分析：社会冲突解决方式和国家权力（刑罚权）实现方式

在私人冲突中，国家是超脱于冲突之上的，并由此获得了社会成员对其中立立场的普遍信任。此时，国家与私人裁判者一样，其权威来自于社会公信力，而非来自于国家强制力，诉讼则“主要是摹仿私人生活中可能要做的一系列的行为，即人们在生活中发生了争执，但在后来不得不把他们的争执提交和解。高级官吏谨慎地仿效着临时被召唤的一个私人公断者的态度。”[5]（P． 211）

然而，随着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可能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一些过去仅被认为是侵害了直接受害人个人利益的行为开始被认为是侵害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即构成了犯罪。另一方面，国家取得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也就取得了代表社会全体成员追究和惩罚犯罪的国家刑罚权。由此，各国刑事诉讼的本质出现了分化：一是演变为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对涉嫌侵犯此公共利益的个人予以调查和惩戒的活动，也即成为了国家借以实现其刑罚权的手段；二是保持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本质，由具有独立人格的裁判者，而非作为冲突之一方的国家来对冲突予以中立的裁判。

（一）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

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冲突：一方面，犯罪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侵害，放任犯罪即将社会全体成员置于了遭受犯罪侵害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借助国家权力对犯罪施以惩戒；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滥用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侵害，放任国家权力滥用也即将社会全体成员置于了遭受国家权力侵害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防范和抑制。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社会冲突就是既要依靠国家权力惩罚犯罪，又要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侵犯人权所形成的社会冲突。

要充分理解这一社会冲突，就必须以社会为本位，对该冲突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一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抽象利益，这种抽象利益未必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现实的共同利益。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共同利益或公益这两个术语直到今天仍是最难给出明确定义的概念，因此，由统治集团的利益所指向的几乎任何内容，都有可能被塞到这些概念当中去。”[6]（P． 2）并且，在因公共利益受到犯罪侵害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中，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实际上已经被卷入到社会冲突之中，其只能是冲突的一方当事人，而不能再出任裁判者，否则就违背了“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

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也并非处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对立面，而是居于其中的。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是以所有不特定的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为内核的，脱离了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也就无所谓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社会全体成员中的一分子，从理论上讲，任何不特定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如果纵容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利益的侵犯，实际上等于是将社会全体成员都置于了可能遭受国家无端怀疑和任意侵犯的危险之中，因此，国家权力滥用所侵害的并不仅仅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换句话说，对犯罪的惩罚固然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维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同样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维护。因此，控辩双方之间的冲突绝非简单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再次，冲突的解决应有利于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而非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此，只有当冲突的裁判者作为社会普通成员的代表，而非作为国家的代表来对冲突予以中立的裁判时，才最有利于维护这一现实的共同利益。而充任裁判者的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在现实社会中有两种：一是陪审团，二是独立的法官。陪审团本身就是由随机抽取的不特定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因此当然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英美夸张的说法里，陪审团审判是惟一公正的审判方式[7]（P． 260）。至于独立的法官，是指法官应当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非国家的代表，来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作出中立的裁判，其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性来自于这样的假设：每一个具有良知和理性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司法独立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作为国家权力（刑罚权）实现方式的刑事诉讼

将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反映了对犯罪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的简单化理解。一方面是将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等同于了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是将本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之内核的个人利益置于了公共利益的对立面。由此，复杂的利益关系就被简单化了，刑事诉讼也就相应地被简化成了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对涉嫌侵犯此公共利益的个人予以调查和惩戒的活动。在此种刑事诉讼中，国家不再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而是被卷入到社会冲突之中，并且凭借国家强制力成为冲突中具有话语权的一方。其参与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中立裁判，而是为了惩罚侵害了由自己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个人，从而从一个裁判者演变为了一个治罪者。刑事诉讼也随之脱离了诉讼原有的由冲突双方和中立的裁判者所组成的三方构造，而演变为实质上的两方构造，一方是拥有刑罚权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国家刑罚权所指向的个人。即便是检察制度的确立使得刑事诉讼具有了三方构造的外观，但是，只要法官是代表国家的而不是独立的，是以惩罚犯罪而不是以中立裁判为己任的，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实现方式的本质就不会改变。换句话说，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控审分离和裁判者中立，刑事诉讼也就只能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

三、功能分析：内生秩序促成型与外造秩序推行型

哈耶克把秩序分为两类，一是源于外部的“人造的秩序”，它是指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6]（P． 55）；一是源于内部的、自生自发的“增长的秩序”，它是众多人之间的互动模式所显示出的一种并非任何人可以创造的秩序，是许多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6]（P． 56）。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外造秩序”和“内生秩序”。

“社会”这一术语所描述的正是一种由人与人的不特定的交往所形成的自生自发的整体秩序[6]（P． 68）。至于国家，从其产生来看，它是社会内生秩序的一部分，哈耶克曾援引弗格森的话说，即便是国家的建立也是偶然的，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8]（P． 59）。恩格斯也说过：“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2]（P． 170）但是，国家一旦产生，就会试图凭借国家强制力来管理和控制社会，推行一种以国家意志为导向的外造秩序。

从功能角度来看，作为国家权力实现方式的刑事诉讼是一种“外造秩序推行型”刑事诉讼，其功能就在于推行符合国家意志的外造秩序；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则是一种“内生秩序促成型”刑事诉讼，其功能就在于促成社会内生秩序的恢复。前者以国家为本位，将犯罪视为是对国家统治秩序的破坏，而维护或恢复秩序的方法就是要对破坏了这种秩序的个人予以惩罚和对潜在的秩序破坏者予以震慑，刑事诉讼也就由此被设计成了国家依靠强制力来确定谁是犯罪人和惩罚犯罪人的一种犯罪调查活动和治罪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国家实际上是要推行其所期望的统治秩序；后者以社会为本位，其力图为冲突双方提供一个中立的论坛，期望能通过由冲突双方共同主导的诉讼来促成社会内生秩序的恢复，其对司法独立的强调，也正意味着，司法权不应当成为国家旨在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权力[9]（P． 59）。

四、模式分析：当事人对抗模式与职权调查模式

刑事诉讼的本质决定着刑事诉讼的模式，反之，刑事诉讼的模式也反映着刑事诉讼的本质。我国的模式理论主要关注于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划分类型多而凌乱。西方理论则大多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两种具有一定对立特征的模式，这些对立特征恰恰是对刑事诉讼不同本质的反映。其中，有代表性的划分包括“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争斗模式”与“家庭模式”、“弹劾模式”与“纠问模式”、“对抗模式”与“非对抗模式”等。那么，在这些众说纷纭的模式划分理论中，哪种划分更能揭示出刑事诉讼的本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