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５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鼓励公民见义勇为，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对见义勇为公民的奖励和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的公民，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或抢险、救灾、救人，表现突出的行为。
第四条 对公民见义勇为的奖励和保护，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组织实施。
第五条 财政、公安、司法、卫生、民政、劳动保障、人事等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切实履行鼓励和保护公民见义勇为的职责。
第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以身作则，带头见义勇为。
第七条 对见义勇为公民，可根据其事迹和贡献，给予下列表彰：
（一）嘉奖；
（二）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三）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本系统、本单位的见义勇为公民给予奖励、表彰。
第八条 有关单位、组织或公民，可以向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申请对见义勇为公民给予表彰。
对属于见义勇为行为的，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予以确认的决定；不属于见义勇为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因特殊原因不能在三十日内确认的，经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延长。
第九条 给予嘉奖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批准；
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会同当地人事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会同当地人事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申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评定见义勇为者的条件、程序应当公开、公正。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一条 对受到嘉奖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发给不低于五千元的奖金。对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由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发给不低于一万元的奖金。
对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由市人民政府发给不低于五万元的奖金；其中，牺牲的或因致残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发给不低于二十万元的奖金。
荣获“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公民，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入学、入伍、晋级、晋职等优先权；荣获“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享受市级劳动模范待遇。
第十二条 见义勇为的受益人、见证人应当如实为见义勇为者的行为提供证明。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应分别设立见义勇为基金。
见义勇为基金的来源：
（一）财政拨款；
（二）社会单位和个人捐款；
（三）向社会募集；
（四）见义勇为基金的孳息等收益；
（五）其他方式筹集。
第十四条 见义勇为基金用于：
（一）奖励见义勇为公民；
（二）慰问见义勇为公民及其家属；
（三）为见义勇为公民办理保险；
（四）本条例规定的其他用途。
第十五条 见义勇为基金在市和区县（自治县、市）财政建立专户，由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负责管理，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六条 见义勇为公民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各级公安机关及有关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第十七条 对行凶报复见义勇为公民及其家属的违法犯罪分子，应当及时依法从重惩处。
第十八条 对见义勇为负伤公民，各级医疗机构和有关单位，应当及时组织抢救和治疗，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治疗。
第十九条 见义勇为公民的医疗、护理、营养、误工、交通、丧葬等费用，依法由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承担；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有能力承担而不承担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裁决或判决并强制执行。
前款所列费用中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在加害人或其监护人实际支付前，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用见义勇为基金垫支，待加害人或其监护人实际支付后冲抵。
没有加害人的，或者虽有加害人但加害人或其监护人下落不明或无力承担的费用，受益人有能力补偿的，由受益人适当补偿，不足部分或受益人无力补偿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见义勇为公民属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临时人员、离退休返聘人员）或企业职工的，视同工伤（亡）认定其伤（亡）性质，并享受工伤待遇。参加了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规定支付工伤待遇。工伤待遇之外的部分，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用见义勇为基金解决。
（二）见义勇为公民属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城镇失业人员、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农民或学生的，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外的部分及未参保的，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用见义勇为基金解决。
第二十条 因见义勇为伤残的公民，由民政、劳动保障、人事等部门按规定负责评定伤残等级，并享受相应待遇。
第二十一条 因见义勇为伤残的公民，有工作单位的享受工伤待遇；无工作单位的，由民政部门按有关规定评残抚恤，并由劳动保障部门优先介绍就业，或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予以优先安置；
因见义勇为致残并使劳动能力受到一定影响的公民，在就业前，由民政部门发给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生活救济费；
因见义勇为致残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由民政部门发给不低于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生活救济费。
第二十二条 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按照国家和市有关因公（工）伤亡的规定办理；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有关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
第二十三条 见义勇为公民的合法权益没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得到保护的，本人及亲属有权向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申诉，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诉，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拖延、拒绝执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从事见义勇为公民奖励和保护工作的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贪污、侵占、挪用见义勇为基金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弄虚作假骗取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的，由原审批机关撤销其荣誉称号，追回所获奖励及其他相关的经济利益；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不法侵害或面临危险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或抢救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负有维护社会治安和安全保卫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或者违反本条例第十六、十七、十八条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应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民事诉讼证据立法与诚实信用原则

刘海涛


[内容提要] 伴随着对诚实信用原则被确立为民事实体法基本原则的演进过程的总结，本文就在民事证据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的可行性进行论证，进而简要地分析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未来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对整个民事证据法立法及其解释.适用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民事证据法 基本原则 诚实信用

肇始于八十年代后期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以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随着这种改革的持续和不断深入，证据制度之于诉讼程序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制订一部较为科学和完善的民事证据法典因此也愈来愈显得迫切。正是因应这一需要和作为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准备，近年来我国学者大量研究和译介了国外一些较为先进的证据制度。可以预见,对这些域外先进诉讼证据制度的法律移植，必将极大地克服我们在这一领域本土资源薄弱的不足，使得我国未来的证据立法处于一个较高的基点上。然而，应当认识到，一部科学的法典绝不可能仅仅是某些先进制度的简单聚合。在各个具体制度中还应当贯穿着一些普适的、共同的基本原则，以保证整部法典的和谐和统一，并用以支撑各个具体制度自身的正当性。基于上述认识，结


合对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法中基本原则演进的研究，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证据法亦应当确立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本原则之一。下面，笔者试就在民事证
据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可行性作一浅探，以期搏得对这一大胆命题的认同或者批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上述论题的提出基本上是缘起于对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比较研究[1]， 故而本文的论述亦遵循同样的思路。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其在民法中的演进[2]

诚实信用作为市场交易中的一种道德要求，起初是以商业习惯的形式存在。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求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3]长期以来诚实信用是作为成文法的补充而对民法关系起着某种调整作用的。而它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之奠定，乃是人类法哲学不断发展和立法技术日益成熟的结果。概括而言，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发展经历了罗马法、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三个阶段。
1、罗马法阶段
诚实信用作为道德领域的规范植入法律的作法始于罗马法，随着罗马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立法者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商品交换关系，日益感到对每一种都详加规定的困难。他们发现，无论法律条款和契约约款多么周密，如果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之法。因而原有的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立法技术开始遭到批判。在此基础上，罗马法中发展起了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相对于严正契约而言，诚信契约要求债务人不但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要依诚实信用承担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相应地，在解决诚信契约所发生纠纷的诚信诉讼中，承审员不但可以根据契约内容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还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对契约内容进行干预，按照通常人的判断标准增加和减少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可见，罗马法的诚实信用虽被限制在债法的领域内，但作为现代民法中诚信原则的两个


方面──诚信要求和自由裁量权，均已萌发于其中。
2、近代民法阶段
从欧洲近代史上的法典编篡运动到德国民法典的制订，为诚实信用原则发展的近代民法阶段。在这一时期绝对主义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影响下，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立法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立法者对法律规范详尽性、安定性的机械追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剥夺殆尽。诚实信用原则遂仅具有指导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意义，并且依然被限定在债法的范围内适用。显然，对司法活动能动性的彻底否定极大地限制了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由于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了市场经济的一般道德要求并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故而它不能不为立法者所尊重。相应地，这一时期的成文法，如法国民法典等均明文规定了诚信条款，这一进步，为诚信原则在现代民法中的发展奠定了立法基础。
3、现代民法阶段
既往立法实践中的绝对严格规则主义，使得法律陷入僵化而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并且牺牲了个别正义。[4]二十世纪以来， 越来越深刻的对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立法缺陷的认识，迫使人们开始普遍认同成文法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司法活动的能动性，于是在立法中体现了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相结合的主张。此外，随着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本位思想渐渐转变为社会本位思潮，故而人类道德与法律相互渗透的趋势不断加强。在这一背景下，诚实信用所代表的道德内涵及作为一般条款的工具意义得到了立法的高度认同。1907年，瑞士民法典在第2 条中体现了如下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和履行其义务。”这条规定第一次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在法典中加以规定，以默示的方式授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开创性地把诚实信用原则扩张到及于一切民法关系──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这种适应了现代社会需要的立法方式随后即被大陆法系各国所纷纷仿效。诚实信用原则遂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及至今天被公认为君临为民法全法域的“帝王条款”。


我们可以看到，诚实信用原则自被罗马法植入法律后至今，其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不仅适用于契约的订立、债的履行，更及至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其性质亦由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不待当事人授引法院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行性规定，究其本质，在于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而兼具了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得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5]
同时，诚实信用原则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于人类立法实践中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较量，并在二者的相互妥协和融合中被赋予了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意义。
必须承认，道德和法律相互渗透的趋向、成文法的局限性绝非民法这一家部门法所独有，也绝不仅限于实体法或者私法领域。故而，上文中就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演进之回顾和总结，对于我们的民事证据立法必然极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在民事证据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可行性

1、 民事证据法将不可避免地具有成文法的局限性[6]
所谓成文法的局限性，是指成文法由于其技术上的特点不能完善地实现其目的的情况，是成文法为获得其安定性等积极价值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成文法的局限性之认识系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人类个体而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始终受到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而无法达致绝对真理。同样，立法者也不可能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制订出天衣无缝，预先包容全部社会生活事实的法典，这就使得法律不可能不存在规则真实和一定的不适应性。[7]显然，这种法律上的阿喀琉斯之踵[8]对于我国未来的民事证据法亦无可避免。封闭性的立法态度必将使得法律失去生命力，从而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遭致淘汰。而近代立法实践表明，以引入一些基础性的一般条款，来赋予法律适当的弹性，从而使得法官能够针对不同社会


情势对法律作出合乎情理的扩张，这无疑是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有效手段。而诚实信用原则因其所代表的契合于法律根本目地的公正观念，正可以充任这样的基础性一般条款。
此外，如梁慧星先生所言：“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时，必须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始能维持公平正义。”[9]当然，对比民法而言， 民事证据法多为强行性规范，其明确性就整体而言要优于民法一般规范。但即使如此，民事证据法终究还是要以一定数量的文字作为其载体，而语言文字固有的歧义性势必使
得法律条文或多或少地产生模糊性。此种情形下，我们同样有必要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解释上的指导.规范功能，来保证民事证据法立法本意的正确实现。
2、 民事证据法的两栖性决定其应当确定诚实信用原则
正如前文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领域演进之总结，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起于债之履行，其后渐及于一切民事权利之行使和义务之履行，其适用范围随着人们对其内涵的丰富而呈逐步扩大之势。台湾学者史尚宽也注意到“关于此原则之适用，并有主张不限于私法，而并应及于公法、宪法”。[10]民事证据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公法性质，但亦应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这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不独是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还在于其要求当事人不得通过自己的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这种对当事人权利行使的限制，符合现代社会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法律思想的转变趋势，这对于诉讼机制的和谐运行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此，将诚信原则引入民事诉讼领域这一主张近来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11]
不可否认，民事证据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调取证据、采信证据等一系列具有职权色彩的内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质。但道德与法的结合在公法领域亦为势所必然。事实上，民事证据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质证、证据披露，自认等许多规则本身即带有强烈的私法色彩，并且，由于我们诉讼


证据制度设计上对当事人主义模式一些特点的大量吸收，使得这种“私法化”必将更为明显，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则来约束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法律关系亦为必要。此外，民事证据法虽被大多数人界定为程序法，但其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等许多内容不完全是程序法问题，而往往是在实体法即民法中作出规定，况且，民事证据并不完全用于诉讼和审判，它同时也用于指导和规范民事行为，确认和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护民事权利和避免民事纠纷。也就是说，证据问题离开诉讼也会发生，也正因如此，我国亦有部分学者提出可将民事证据置于民法典中来规定。[12]由此可知，既然诚信原则在民事实体法中的“帝王条款”地位已为世所公认，其适用于民
事证据法自然也就是应有之义了。
3、 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色彩为其在民事证据法中的普遍适用创造了条件。
史尚宽先生认为，诚信原则要优于一般原则，因为法律的标准应当是社会的理想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这种理想所处的地位要高于法律和契约，诚信原则便是这种最高理想的体现，而法律和契约则属于实现这种思想境界的途径和手段。[13]可以说，诚实信用原则正是由于它这种强烈的道德色彩，而演变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必须确认，道德和法律同为社会上层建筑，同属社会意识范畴，二者必然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法律必须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遵循和捍卫社会主流的道德评判标准。民事证据法固然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显得刚性，但并不能因此就排斥其对道德精神的遵循和吸收，正如现代工业的发展始终应当尊重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可以想象，如果缺乏了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诉讼将在当事人纯粹技术意义上的证据攻防大战中丧失其正义的本质，而沦为无意义的诉讼技巧的竞赛，甚至是“邪恶的角斗”。关于这一点，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一些国家历史上的教训颇值得我们引以为鉴。[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