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人民政府


日照市电力设施保护实施办法


政府令17号
《日照市电力设施保护实施办法》已经2003年11月11日市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二OO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电力生产和建设的顺利进行，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已建或在建的电力设施（包括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下同）的保护工作。
　　第三条　电力设施的保护，实行电力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电力企业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电力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从事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电力设施的义务，对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并向电力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报告。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依法查处破坏电力设施或哄抢、盗窃电力设施器材的案件。规划建设、国土资源、林业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
　　第六条　各级政府要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支持电力设施保护组织机构依法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工作。
　　第七条　电力企业必须加强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巡视电力设施。对危害电力设施安全的行为，电力企业有权制止并可以劝其改正、责其恢复原状、强行排除妨害，责令赔偿损失、请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章　电力设施保护范围

　　第八条　发电设施、变电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发电厂、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等厂、站内的设施；
（二）发电厂、变电站外各种专用的管道（沟）、储灰场、水井、泵站、冷却水塔、油库、堤坝、铁路、道路、桥梁、码头、燃料装卸设施、避雷装置、消防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三）水力发电厂使用的水库、大坝、取水口、引水隧洞（含支洞口）、引水渠道、调压井（塔）、露天高压管道、厂房、尾水渠、厂房与大坝间的通信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第九条　电力线路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架空电力线路：杆塔、基础、拉线、接地装置、导线、避雷线、金具、绝缘子、登杆塔的爬梯和脚钉，导线跨越航道的保护设施，巡（保）线站，巡视检修专用道路、船舶和桥梁，标志牌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二）电力电缆线路：架空、地下、水底电力电缆和电缆联结装置，电缆管道、电缆隧道、电缆沟、电缆桥，电缆井、盖板、入孔、标石、水线标志牌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三）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电容器、电抗器、断路器、隔离开关、避雷器、互感器、熔断器、计量仪表装置、配电室、箱式变电站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四）电力调度设施：电力调度场所、电力调度通信设施、电网调度自动化设施、电网运行控制设施。
　　第十条　电力线路保护区：
　　（一）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在一般地区各级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如下：
　　1-10千伏　　　　　5米
　　35-110千伏　　　　10米
　　220千伏　　　　　15米
　　500千伏　　　　　20米
　　在厂矿、城镇、集镇、村庄等人口密集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之和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如下：
　　1千伏以下　　　　　　 1.0米
　　10千伏　　　　　　　　1.5米
　　35千伏　　　　　　　　3.0米
　　110千伏　　　　　　 　4.0米
　　220千伏　　　　　　 　5.0米
　　500千伏 　　　　　　　8.5米
　　（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地下电缆为电缆线路地面标桩两侧各0.75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区域；海底电缆一般为线路两侧各2海里（港内为两侧各100米），江河电缆一般不小于线路两侧各100米（中、小河流一般不小于各50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水域。

第四章　电力设施保护措施

　　第十一条　电力企业应采取以下措施，保护电力设施：
　　（一）在必要的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界上，应设立标志，并标明保护区的宽度和保护规定；
　　（二）在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的人口密集地段、人员活动频繁的地区以及车辆、机械频繁穿越架空电力线路的地段、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平台上设置安全标志；
　　（三）地下电缆铺设后，应设立永久性标志（市区内的标志必须为平铺样式），并将地下电缆所在位置书面通知有关部门。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冲击、扰乱发电、供电企业的生产和工作秩序，不得移动、损害生产场所的生产设施及标志物。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下列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
　　（一）向电力线路设施射击；
　　（二）向导线抛掷物体；
　　（三）在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300米的区域内放风筝；
　　（四）擅自在导线上接用电器设备；
　　（五）擅自攀登杆塔或在杆塔上架设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线，安装广播喇叭；
　　（六）利用杆塔、拉线作起重牵引地锚；
　　（七）在杆塔、拉线上拴牲畜、悬挂物体、攀附农作物；
　　（八）在杆塔内（不含杆塔与杆塔之间）或杆塔与拉线之间修筑道路；
　　（九）拆卸杆塔或拉线上的器材，移动、损坏永久性标志或标志牌。
　　（十）其他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距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外缘的下列范围内进行取土、打桩、钻探、开挖或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的活动：
（一）35千伏及以下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围5米的区域；
（二）110千伏及以上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围10米的区域。
　　在杆塔、拉线基础的上述距离范围外进行取土、堆物、打桩、钻探、开挖活动时，必须遵守下列要求：
　　（一）预留出通往杆塔、拉线基础供巡视和检修人员、车辆通行的道路；
　　（二）不得影响基础的稳定，如可能引起基础周围土壤、砂石滑坡，进行上述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应当负责修筑护坡加固；
　　（三）不得损坏电力设施接地装置或改变其埋设深度。
　　第十五条　禁止在电力电缆沟内同时埋设其他管道。
　　未经电力主管部门同意，不准在地下电力电缆沟内埋设输油、输气等易燃易爆管道。管道交叉通过时，有关单位应当协商，采取安全措施，达成协议并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施工。
　　国土资源、规划建设、林业等部门在审批建设用地、规划建设项目、制定造林规划时，应当结合电力工业发展，避开电力设施保护区，预留输变电设施通道和安全保护区域。在审批地下工程时标明需注意保护的管线位置，协调有关单位在施工前派人监督指导，会同电力主管部门依法处理违反电力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距电力设施周围500米范围内（指水平距离）进行爆破作业。因工作需要必须进行爆破作业时，应当按国家颁发的有关爆破作业的法律法规，采取可靠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电力设施安全，并征得当地电力设施产权单位或管理部门的书面同意，报经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批准。
　　在规定范围外进行的爆破作业必须确保电力设施的安全。
　　第十七条　超过4米高度的车辆或机械通过架空电力线路时，必须采取安全措施，并经所在地电力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章　对电力设施与其它设施互相妨碍的处理

　　第十八条　电力线路一般不得跨越建筑物。对架空电力线路通道内的原有建筑物，架空电力线路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补偿；特殊情况需要跨越建筑物时，设计建设单位应当采取增加杆塔高度、缩短档距等安全措施，以保证被跨越建筑物的安全。被跨越建筑物不得再行增加高度。超越建筑物的物体高度或建筑物周边延伸出的物体长度必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
　　第十九条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建设工程、项目需穿过林区时，应当按国家有关电力设计的规程砍伐出通道，通道内不得再种植树木；对需砍伐的树木由架空电力线路建设单位按国家的规定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和付给树木所有者一次性补偿费用，并与其签订不再在通道内种植树木的协议。
第二十条　架空电力线路建设项目、计划已经当地规划建设主管部门批准的，对影响架空电力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木，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修剪申请，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倒等危及架空电力线路安全时，电力企业可先行修剪或者砍伐，并于事发3日内报告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根据城市绿化规划的要求，必须在已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种植树木时，可种植低矮树种，并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修剪以保持树木自然生长最终高度和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之间的距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
　　第二十二条　架空电力线路导线在最大弧垂或最大风偏后与树木之间的安全距离为：
　　电压等级　　　最大风偏距离　　　最大垂直距离
　　35-110千伏　　　3.5米 　　　　　　4.0米
　　220千伏 　　　　4.0米 　　　　　　4.5米
　　500千伏 　　　　7.0米 　　　　　　7.0米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树木应当依法进行修剪或砍伐，所需费用由树木所有者负担。
　　第二十三条　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审批或规划已建电力设施（或已经批准新建、改建、扩建、规划的电力设施）两侧的新建建筑物时，应当会同当地电力主管部门审查后批准。
　　第二十四条　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种植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竹子或高秆植物。
　　电力企业对已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域内新种植或自然生长的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竹子，应当予以砍伐，并不予支付林木补偿费、林地补偿费、植被恢复费等任何费用。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五条　电力主管部门对检举、揭发破坏电力设施或哄抢、盗窃电力设施器材的行为符合事实的单位或个人，给予2000元以下的奖励；对同破坏电力设施或哄抢、盗窃电力设施器材的行为进行斗争并防止事故发生的单位或个人，给予2000元以上的奖励；对为保护电力设施与自然灾害作斗争，成绩突出或为维护电力设施安全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根据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物质奖励。
　　对维护、保护电力设施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或个人，除按以上规定给予物质奖励外，还可由电力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各自权限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六条　下列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的，由电力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一）损坏使用中的杆塔基础的；
　　（二）损坏、拆卸、盗窃使用中或备用塔材、导线等电力设施的；
（三）拆卸、盗窃使用中或备用变压器等电力设备的。
破坏电力设备、危害公共安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下列违反《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理：
　　（一）盗窃、哄抢库存或者已废弃停止使用的电力设施器材的；
　　（二）盗窃、哄抢尚未安装完毕或尚未交付使用单位验收的电力设施的。
　　（三）其他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根据《电力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由电力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或者拒绝改正的，可以中止供电，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电力主管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电力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既不复议又不起诉也不执行的，由作出行政处罚的电力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城市新建电力线路原则上铺设地下电缆；现已架空的电力线路要逐步埋地铺设或更换为绝缘线路。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论人权保护对国家豁免理论的影响及其二者的可协调性

孙倩


内容摘要：国家豁免的理论基础是“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在一定时期得到广泛支持，并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伴随社会的发展，这一理论逐渐显示其不足之处，国家限制豁免理论应运而生。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个人在国际上的地位开始变化，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法上基本人权的保护对传统国际诸多领域提出挑战，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同样受其影响。本文将介绍国家豁免理论的演变历程及国际基本人权保护对国家豁免理论影响和二者的协调。
关键词：国家豁免，基本人权 ， 强行法

一、人权发展对国家豁免理论的影响

国家豁免又称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或国家主权豁免，泛指一国的行为和财产不受另一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但主要是指一国及其财产免受其他国家国内法院的司法管辖，即非经一国的同意，该国的行为免受所在国法院的审判，其财产免受所在国法院的扣押和强制执行 。本文仅从狭义国家豁免即司法管辖豁免来探讨国家豁免理论问题。在国家豁免理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18、19世纪是绝对豁免时期即一国在外国法院享有完全的豁免权除非国家自愿放弃这种豁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政府对本国经济干预和控制增强，国家经济职能不断加强，广泛参与以前通常属于私人经营的事业、企业及活动中，在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逐渐出现国家与私人的矛盾。尤其是自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独立国家出现后，这些新独立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摆脱贫困,发展民族经济,大多对在本国的外国企业实施了国有化或征收措施,也导致国家与外国私人或法人之间的争端大量出现。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国家往往援引国家豁免使外国个人陷于不利地位，所以外国人或法人寻求本国法院保护的呼声增加。国家豁免的问题就必然成为一个涉及各国利益的重大问题。同时国家大规模参与商事交易也使豁免问题复杂化,争端增多,这也促使西方国家认真考虑绝对豁免的优劣。为保护本国利益，转向限制豁免主义，对国家的商业行为不再给予豁免。限制豁免主义强调维护个人和法人的利益，把国家行为根据性质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把国家财产根据用途分为用于政府事务的财产和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主张只有国家的主权行为和用于政府事务的财产才能享有豁免,而国家非主权行为和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不给予豁免。所以，国家豁免理论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的转变是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国际法的一个显著发展就是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与发展，这一新的法律分支对传统国际法的诸多领域提出挑战，如国际法主体等，国家豁免理论也不例外。在研究国家豁免理论的转变问题时，如果忽视个人在国际法地位上的变化对国家豁免的影响，则很难真正理解其转变的原因。传统国际法被认为是专门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即只有国家才是国际法主体并享有根据国际法的权利而个人则不被认为具有这种国际的合法权利。他们被说成是国际法客体而不是主体，国家充其量对个人具有某些国际法律义务，而个人则被认为对他们的国籍所属国家负有义务也就是说国际法不是调整个人人权同他们国籍所属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的全部问题都被认为是属于每个国家的绝对国内管辖范畴，这一原则否定了其他国家具有为受到本国虐待的国民进行调解或干预的权利。 传统国际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很早就确立国家有义务以符合文明或正义的某种最低限度的标准来对待外国国民。当一国违背其国际义务侵犯外国国民的人权并产生赔偿责任时要求赔偿的权利和最终的赔偿在传统国际法理论上不是属于被损害的个人而是属于此人的国籍国。这种赔偿的权利一般是通过有关政府间的外交途径解决即其国籍国的外交保护，正因为如此国际习惯法要求权利所有国和被损害人之间具有有效的国籍联系即有效国籍原则。这一原则的消极后果是无国籍人及具有违法国籍的人就得不到保护，这与国际人权保护发展进程是不协调的因为现代国际法开始承认个人—不管他们国籍如何—应享有某些基本人权。 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人权法的巨大演变和广泛立法编纂使得个人的人权问题及人权保护观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对国际法理论产生重大影响。同样，也影响着作为国际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豁免理论，这种影响也必须在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中体现出来，正如《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三）》 所指出：“随着人权法的发展适用于自然人的对外国人的责任法开始涉及对他们基本人权的保护，同时国家开始引用当代人权准则为基础来对其国民进行损害赔偿”。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豁免理论发展至今，个人在国际法地位的变化及对人权保护的强调起了很重要作用而且在推动着国家豁免范围的近一步缩小。因为早期的限制豁免是把国家行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对主权行为是给予豁免的，近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对人权尤其是基本人权保护的强化使得即使是国家“主权行为”如果导致侵犯基本人权也可能会被排除享有豁免。
二、人权保护与国家豁免的协调-兼对《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相关条款的立法建议
一国法院对另一国哪些国家行为可以行使管辖权？在有关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中，不少区分国家行为的标准被提出来了如“行为性质标准”或“行为目的标准”等等，其中“行为性质标准”是实行限制豁免主义的国家中应用最广泛的标准；但“行为目的标准”并没有完全被排斥而是一般性地作为辅助性的标准，这一点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二读草案中有体现。将“行为性质标准”或“行为目的标准”作为区分国家豁免行为与非豁免行为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即在国家商业行为领域是合理的；但当涉及国家侵权尤其是侵反基本人权时，此标准是不适用的是因为当国家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时无论是从行为性质还是从行为目的都是应该承担责任的行为这是由基本权作为强行法的性质决定的。当然在国家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时，也并非所有时候都不豁免与外国法院的管辖。为维护行为国国家主权及其正常国家职能的运行，仍需寻求一个可以使受害人得到救济而又不损害行为国主权的方式与标准。下面笔者将以对基本人权的强行法性质为着入点，来寻找划分当国家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时国家豁免行为与非豁免行为的界限。
（一）、基本人权作为国际强行法
国际法建立在国家的同意基础上。无论是条约法的产生还是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无一例外地都说明这一点。国际常设法院在著名的“荷花号案”中指出“国际法是国家间的法律，约束国家的法律规则来自国家在条约或在获得普遍接受的明示法律规则表现出来的自由意志。这些规则调整着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共同目的” 如果说国际法产生与国家间的自由意志，那么它可以被同样的意志改变。新的国际习惯或条约可以使先前条约废除或无效，然而近年来一种新的国际法规范被广泛讨论即国际强行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的条约无效；而所谓一般强制规律是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的规则。虽然对于哪些国际法规则为强行法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分歧很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际人权法中对基本人权保护的规范如禁止歧视和其他不人道待遇、禁止酷刑等属于强行法范畴；1970年国际法院在一判决中指出“基本人权受强行法保护，禁止酷刑也是强制国际法”。强行法必须遵守，不受国家是否同意的限制。
在个人基本人权遭到国家行为侵犯时，当今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有两种救济的途径：一是规定个人可以在国际层面上寻求救济也就是说向某一国际性法院提起针对该行为的诉讼，这需要国际法赋予个人这种地位虽然理论上国际法本身并不禁止个人有这种权利，但在实践中个人除在某些区域性条约如《欧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中获得了个人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权利外，没有形成普遍的规则。因此，总体来说第一中救济方式在现行国际实践中是不可性的。另一种是国家的外交保护，这种方式是个人在国家豁免主张仍盛行的时间和范围内唯一可能寻求救济的方式。在个人基本人权遭到侵犯而求救与国家外交保护时，外交保护的功能发挥的如何呢？不言而喻，如果国家外交保护可以给予其本国人充分保护，那么限制豁免理论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国际法中国家外交保护的行使一般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国籍原则，即只有受害人国籍国才能对其进行外交保护；二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此原则要求受害人在寻求本国外交保护时需已用尽所在国当地的救济途径。保护基本人权作为国际强行法义务是整个国际社会应承担的，因此所有国家都应可以对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措施所以以“用尽当地救济”来限制受害人母国的外交保护是没有道理的。由于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而不是义务，所以当一国国民向其本国寻求外交保护时其本国有决定的权利也就是说是否给予、保护到何种程度及何时停止外交保护都是国家权利范围的事项；而且国际社会中存在大量无国籍人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这些无国籍人的权利受到侵犯，该怎样救济呢？因此传统国际法的外交保护由于其本身存在上述弊端，它不是理想的救济方式。随着个人在国际法上地位由完全是国际法客体到在一定范围内部分地取得了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变化，个人在其基本权利遭到国家行为侵犯时应有以自己名义求偿的权利。这种求偿权利的实现的途径就是允许受害人在不损害行为国主权的条件下在另一国法院提起针对该行为的诉讼。而是否构成对行为国主权损害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国际法上个人的利益，现代国际法认为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国家权利并不总是一定居于优先考虑地位；二是国家豁免在国际法中已受到限制的事实。因此笔者认为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一国法院是否可以对另一国家行为管辖的问题而是界定豁免行为与非豁免行为的分界点。本文仅从基本人权保护角度对涉及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何时豁免或不予豁免予以分析。
（二）：基本人权侵犯的性质、规模与国家豁免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此区分国家豁免与非豁免行为应依据国家侵犯基本行为的性质和其规模，本文所讨论的基本人权有不受酷刑、滥捕等保护人的完整及自由、尊严的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可能会通过下面两种不同的方式遭到侵犯：针对某一特定个人的或者不加区分的对一部分人如在武装冲突中。当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加区分地对待某些人时，国家这种践踏人权的行径同时会违反其他国际法原则，因此这种侵犯人权方式产生的效果由其违反其他国际法律原则的行为吸收。比如说在武装冲突中国家违反战争法导致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事发生时，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责任被违反战争法的责任吸收。虽然这两种侵犯人权的方式都会伤害到个人，但由于前一种方式即针对特定个人时对人身的损害是可以控制和估算的，所以可以个别地通过国内诉讼的程序获得赔偿此时侵权国不能援用国家豁免的权利；因为这种诉讼像国家商业行为不能援引豁免一样不会损害国家主权相反还会促使国家限制此类行为再发生。在当今缺乏普遍有效国际诉讼程序的情况下，通过国内诉讼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然而后一种大规模不加区分地侵犯人权的后果无法估算，它可能会使成千上百万的人遭受各种损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提起赔偿诉讼国家就应有豁免于外国法院管辖的权利；因为这种诉讼可能会超出一国经济承担能力最终其国家主权和职能的正常行使，而且没有任何一国法院能承担如此重任这时追究国家责任的方式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机制或由相关国家通过某种可行的办法解决。
对国际人权法与国家豁免之间的协调也就是因此对相关方利益的再平衡。绝对豁免原则仅仅承认国家的利益，“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然而当个人及其利益需要考虑时，绝对豁免原则就显露出了其不足之处。如果“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意味着一国法院不能对另一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那么限制豁免原则在一定范围内表述了一国法院对另一国家行使管辖权的可能。只有当一国法院对另一国行使管辖权侵犯了该国的主权时，援引国家豁免才具有其合理性。在国家实践中主要有两种途径来限制国家豁免，一种是严格区分“统治权行为”和“管辖权行为”，据此国家豁免原则只适用于前一类行为，而不及于后一类行为。另一种认为如果一国国家行为与法院地国有充分的领土联系，则该国家行为不得主张豁免。如国际法委员会二读草案《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第12条关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的条款中指出，如果该作为或不作为全部或部分发生在法院地国领土内，而且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人在作为或不作为发生时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则不得对另一国原应管辖的法院援引国家豁免。 这两种限制国家豁免的途径主要用于国家商业行为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由于基本人权是强行法所保护的权利，所以上述限制国家豁免的途径不适用于基本人权遭到侵犯的领域 。目前各国对人权保护的水准不同，对基本人权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因此应通过国际性的加以条约规定。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国际法委员会1991年《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条款草案》中增加“关于国家侵犯基本人权方面限制国家豁免的条款 ”，是必要的。本条款应规定如下：
一个外国国家的下列行为不得在法院地国主张管辖豁免
A：如果一国国家行为导致个人伤害或死亡或其作为及不作为侵犯国际法所保护的基本人权如禁止酷刑等
1：如果外国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其针对的个人伤害或死亡或
2：如果外国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个人伤害或死亡而该国没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意图。或
3：如果外国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个人伤害或死亡不是发生在国家武装冲突中
B：除上述A第1种情况外，国家可以在另一国主张国家豁免：
1：如果外国法院对该国的诉讼管辖将导致在法院地或第三国产生难以预见的对该国的类似诉讼并将影响国家公共职能的行使。或
2：该国已将有关诉讼提交有管辖权的国际组织或更有效的国际争端解决机
制。


Abstract: The law of state immunity now stands as a customary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 comes from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 equality, also expressed by the phrase “par in parem non habet imperium”. Whi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law, the position of individual in international law has changed and also brings about challenge to the law of state immunit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will give some opinions on how to balance state immun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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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淑英主编《国际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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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琛主编、陈致中编著，《国际法案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