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愿古孤狼


摘要

　　长期以来，由于生产条件、生活方式、文化宗教传统、风俗习惯的差异，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婚姻很有其自身特色。婚姻法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适用时，形成了一些与当地少数民族婚姻习惯相冲突的矛盾。认真解决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中存在的问题，对构建和谐新疆有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 少数民族；传统婚姻；问题


Abstract：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 produce condition 、 life style 、 traditional religion culture and minority custom,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of the minorities have their own specialties for many years in Xinjiang. There are some contradictions in the region which minorities in Xinjiang are living in. Working out these problems which are in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of the minorities in Xinjiang seriously will play a very strong role in building the harmonious Xinjiang .

Key words： Minority Traditional marriage Problem


　　新疆的维、哈、回、乌孜别克、塔吉克等民族均是深受伊斯兰婚姻文化影响的几个民族。由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使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婚姻习惯有其自身特点。婚姻法律制度在整个伊斯兰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伊斯兰婚姻法深深地渗透到这些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如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均规定了凡中国公民均适用一夫一妻制原则，而传统的伊斯兰婚姻法则规定凡伊斯兰教徒可以最多娶四个妻子，实行一夫多妻制。由于我国新疆有许多民族信奉伊斯兰教，这就造成了传统的伊斯兰婚姻法文化与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及补充规定之间的冲突。这就导致了许多事实上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的这些问题，对构建和谐新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的问题

1、 一夫多妻制

　　根据伊斯兰婚姻法规定，成年的男女都必须结婚，男人和女人都不应当为单身。圣训云：结婚是信仰的一半，男人应当有妻子，女人必须有丈夫，这才是正常的人类生活，来建立信仰和文明的基础。伊斯兰的教义鼓励一夫一妻的家庭生活，但因为特殊的理由男子容许多妻，限度是最多娶四个，这些特殊的情况，如战争和灾难之后，男子死亡太多，孤女和寡妇人数超过男人，她们需要有人负责扶养和保护，或者第一位妻子因疾病、性无能、不孕等原因。谈到不孕，这不禁让笔者想到了中国古代传统婚姻法中的观念，“子不孝，无后为大”，“七出，三不去”等规定。“七出”之一就有不孕，无后代，男方可以休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伊斯兰婚姻法的一些规定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婚姻文化也有一丝相通之处。解放前，根据新疆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在南疆各少数民族中，男女比例不协调，贫富分化不均，又由于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女子的身体条件等因素，女子在社会上生存面临着很多的压力。解放后，随着新中国婚姻法的颁布，再加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的颁布实施，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宣传与普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他们的婚姻习惯，这样在解放后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婚现象与一夫多妻已比较少见。

2、男女地位不平等

　　我国是一个经历过漫长封建社会的国家，深受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男人是一家之主，封建的“三从四德”一直被某些男人所发扬，这种现象在农村较为严重。直到现在农村的家庭仍认为养儿防老。在儿子家会很心安理得 ，因为儿子在家理应说了算。因此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计划生育部门的重点。

　　由于新疆少数民族中，大多数均信仰伊斯兰教，传统的伊斯兰婚姻法文化对其思想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特别严重。这样，家庭暴力现象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家庭中时有发生。如何切实保障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合法权益，不仅需要新疆自治区有关部门加强这方面的立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也需要新疆妇联的努力工作，下到基层去切实维护与保障少数民族妇女的合法权益，还需要社会各阶层去多多关心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出谋划策，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为新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民族团结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严禁民汉通婚

　　在新疆，民汉通婚问题主要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与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之间的相互通婚问题。由于新疆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而新疆也有大量的汉族生活在这片广阔的疆域上。爱情是很奇妙的东西，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时也会产生爱情，有的甚至步入婚姻的殿堂。这些现象在当今新疆社会中已屡见不鲜。在笔者的身边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民族小伙子（姑娘）爱上了一位汉族姑娘（小伙子），并且走上了红地毯。笔者就有一位回族女性好朋友，其丈夫是汉族，诚然其夫皈依了伊斯兰教，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信仰和民族习惯，每天都要做乃玛子（礼拜）。由于伊斯兰教严禁与异教徒通婚，由此造成了许多悲剧。有的虽然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由于生活习惯的差异，也导致了这些家庭的不稳定、不幸福。

4、婚姻登记观念淡薄

　　新疆的少数民族一般都不重视结婚登记，只注重是否按照他们本民族的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由于新疆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按照他们的习俗，他们的婚礼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阿訇主持。结婚仪式完之后，男女双方就是名义上的夫妻了。新疆少数民族离婚，也不重视到行政职能部门办理离婚手续。新疆少数民族早婚早育现象的形成，除了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基础较差。婚姻登记观念淡薄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早婚早育铺设了一个温床。根据新疆自治区的婚姻补充条例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子20岁，女子18岁即可。而事实上，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一般比这个年龄限制还要早上一两年，严重的还要早好几年。这就严重的违背了我国婚姻法及新疆自治区的婚姻补充条例的规定。

二、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婚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伊斯兰婚姻习惯法的影响

　　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的传入时间，是在公元10世纪末及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时期。它首先由喀喇汗王朝入喀什噶尔，继而入叶尔羌、和阗。从公元12世纪到公元13世纪初，伊斯兰教逐渐从喀什、和阗地区向阿克苏、库车等地发展，从吉木萨尔到喀什噶尔的大片土地，已成为伊斯兰教区域。从公元10世纪末到公元18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大约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时间，终于被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群众所接受。

　　新疆民族分布十分众多，主体民族为十三个，除汉族之外，其余的少数民族中大多数民族均全部信仰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习惯法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婚姻又是老百姓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事情，信奉伊斯兰教的这些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伊斯兰婚姻法对新疆的少数民族婚姻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传统的伊斯兰婚姻习惯法的规定：人民在力所能及的平等对待妇女的前提下，容许一夫多妻，但最多不能超过四个。《古兰经》云：“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对待她们，那么，你们只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在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尤其是在南疆偏远地区的维吾尔族中，一男子如果家庭条件相对殷实，可以娶两个以上妻子，有的甚至已经六七十岁了，仍然可以去娶十七八岁的姑娘，当地人也普遍能够接受。由此可以看出，伊斯兰婚姻习惯法给新疆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2、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影响

　　在新疆，相对来说，经济水平低下，文化比较落后，交通也十分不便，信息闭塞，生活的自然环境也比较恶劣，尤其是南疆地区，干旱少雨。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主要生活在北疆，分布在伊犁、塔城、阿勒泰这一带，主要以放牧为生。他们已经习惯了游牧的生活方式，一般逐水草而居。生活在城市的哈萨克族相对比较少，收入状况较为稳定。由于哈萨克族为游牧民族，主要以放牧为生，而牧人则以男子为主，男人的劳动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导致了家庭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曾经也是游牧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变为了农耕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绿洲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南疆，干旱少雨，沙漠面积广大，唯有借助绿洲，维吾尔族才能不断生存与发展。新疆拥有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几乎占了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新疆人少地多，由于疆域辽阔，这就给行政职能部门对老百姓的管理带来了许多不便。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就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问题，需要我们努力的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