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人才“十一五”规划


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全面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及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制定本规划。

一、“十五”时期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成绩和“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形势

（一）“十五”时期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知识产权制度日益成为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武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发展时期。全国知识产权局系统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积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人才工作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服务，不断改革创新，加大人才队伍建设的力度，使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五年来，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专利队伍建设的主要发展指标得到落实，人才素质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组织建设得到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体系不断健全；全国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工作快速发展，各类培训活动蓬勃开展，企业、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得到加强，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为知识产权事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人才保障，营造了较为有利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也为“十一五”时期人才工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十一五”时期知识产权人才工作面临的形势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十一五”时期，知识产权事业既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巨大压力。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必将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创造、管理、运用、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提升到新的水平，也将对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全国知识产权局系统一定要增强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继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大力加强人才工作，加大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的力度，着力解决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在数量、结构、素质和能力上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淡薄，企业、科研单位创造、管理、运用、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亟待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职能分散，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不适应需要等问题，努力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使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二、“十一五”时期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

“十一五”时期，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需要，紧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加强以高层次人才为重点、以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为开创知识产权事业新局面，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二）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要坚持的原则

——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适应知识产权事业发展需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树立发展新理念，促进知识产权事业与人才队伍建设的全面发展，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努力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又快又好的发展。

——以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坚持把能力建设作为人才资源开发的主题，在全面提高知识产权人才综合素质的基础上，提升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着力培养人才的创新精神，提高人才的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人才在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以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为主线，坚持以人才资源有效配置为导向，适应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需要，优化人才结构和资源配置，促进人才合理布局，坚持分类指导，整体推进，着重培养造就一批高层次知识产权专门人才，推动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发展。

——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人才工作体制改革，努力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才工作机制，遵循人才资源开发规律，不断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增强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发展活力，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把人才规划纳入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整体规划之中，坚持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及知识产权强局建设的目标任务相衔接，使人才工作协调一致，形成合力，增强人才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三、“十一五”时期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主要目标

“十一五”时期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主要目标是：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发展知识产权事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相适应，继续发展壮大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加强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程，使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的总量有较大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素质明显提高，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基本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需要；继续深入广泛地开展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大力提高企事业单位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进一步树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观念，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市场秩序。

四、“十一五”时期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程

根据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积极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程。制定和落实“2006年—2010年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实施纲要，研究编制知识产权人才培训指导纲要，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的统筹规划和宏观指导，通过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程，吸引和培养数百名精通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熟悉国际规则、具有较高知识产权专业水平和实务技能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培育数千名具有较高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能力的高素质行政管理人才队伍，培养数万名从事社会各类知识产权工作的专业人才队伍。大力发展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大幅度提高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和观念。

（二）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人才队伍建设

适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要求，加强各级政府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组织建设，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增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的组织基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组织机构建设要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实现管理职能合理配置，机构规格基本统一。着眼于增加人才数量，提高人才素质，优化人才结构，建设一支具有相当规模、较高素质的各级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人才队伍。以提高知识产权业务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宏观决策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开拓创新能力为核心，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加强全国知识产权局系统领导干部的业务知识培训，加强对地方行政执法工作的培训和指导，每年举办一期高级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培训班，全面提高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人才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

（三）加强专利审查人才队伍建设

围绕建设知识产权强局、提高专利审查综合能力的阶段目标要求，加强专利审查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一支接近当前世界知识产权强局审查能力和水平的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专利审查队伍。适应专利申请增长和提高审查综合能力的需要，继续发展壮大专利审查队伍，到2010年，专利审查和复审队伍发展到 5100人以上。加强和完善审查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提高专利审查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加强专利审查、复审、审查业务管理等业务骨干和专家型人才的培养，增强审查人员依法审查的意识，提高审查工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服务的能力。加大青年审查人员队伍建设力度，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锻炼的社会渠道，促进青年审查人员政治业务素质全面提高。注重优化审查人才资源配置，加大人才结构调整力度，增强审查人才队伍建设的能力和水平。适应专利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吸引和培养一批高素质、复合型专利文献和自动化人才，培育一支能够基本满足专利信息化建设需要的专利信息人才队伍。

（四）大力培养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人才

加强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培养，为全面提升企业、科研机构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和水平，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人才支持。围绕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企业、科研机构为主要对象，特别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关键技术领域和产业，对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者和科技研发人员广泛深入地开展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实务技能的普及培训和专项继续教育。加强企业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培养，有计划、分层次、分行业地组织培训数万名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一批熟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实务技能、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骨干专业人才。探索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训和从业水平认定制度，促进企业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五）加强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

根据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要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知识产权事业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知识产权咨询、代理、评估、投资、诉讼、信息服务等中介服务机构及知识产权行业协会的建设，强化行政部门对中介和行业组织监管、协调和服务的职能。充分发挥中介服务和行业组织在培养造就知识产权中介人才中的能动作用，着力培养一批精通知识产权法律和实务技能、能够参加知识产权国际诉讼、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中高级中介服务人才。改革和完善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制度，严格专利代理人执业资格审批，加强和改进专利代理人培训，发展专利代理人队伍，提高专利代理人素质和执业水平，加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专利代理人的培养力度。

（六）加强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

把高层次人才培养作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着眼于高层次人才队伍总量增长和素质提高，着力实施“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中的百名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计划，着重在全国知识产权局系统及企事业单位中吸引、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知识产权法律和战略研究、知识产权管理和实务技能、国际规则和国际事务、专利审查和文献信息等领域深厚而扎实的基础知识、精通本专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和研究成果、善于准确把握发展趋势、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高层次知识产权专门人才。遵循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和特点，实施分类培养，通过强化继续教育培训、提供良好条件和环境、参与重大研究项目、强化岗位使用和实践锻炼、加强国际人才合作与交流等多种措施，加大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各专业领域学术和业务带头人的培养力度。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化社会化的人才评价和培养选拔机制，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促进高层次人才的沟通和交流，为高层次人才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七）深入广泛开展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工作

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有效利用社会培训资源，进一步加强国家和省市多级知识产权教育培训体系建设，继续深入广泛地开展知识产权教育培训。适应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创新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整合培训资源，规范培训管理，提高培训质量。加强与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沟通与合作，将知识产权知识纳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内容之中，强化领导干部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强政府对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加强与各级政府教育部门的联系与协作，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和集聚人才的战略高地的作用，积极推进高校知识产权教育工作的发展，促进在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知识产权课程，增设知识产权专业的法学硕士等学位授予点，加强高校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有效利用高校的教学资源，与高校共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人才的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加大知识产权师资培养力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研究工作，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教材建设，编写一批适用于企业知识产权专业人才、专利审查人才等教育培训需要的教材，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远程教育，为社会各界普及培训知识产权知识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中小学知识产权知识的普及教育，促进各级各类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的发展。积极开展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拓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国际渠道，加大输送人才出国培训进修的力度，加大引进国外知识产权师资、引进智力工作的力度，加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八）加大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投入

建立政府引导、相关部门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投入机制，加大物资、资金投入和工作力度，加强培训工作的基础建设。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把人才培养经费列入年度预算，提高人才投入效益。围绕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加大对这些地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加强人才工作信息化建设，建立人才信息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加强人才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教学体系的建设，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在职教育培训课程设置体系，创新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培训中心作为国家知识产权人才培训基地的重要作用。

（九）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和优化人才工作环境

推进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注重根据事业发展和社会需求，形成知识产权人才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有效利用社会人才资源。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健全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重点的人才评价、选拔任用和激励保障机制，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发挥知识产权人才的作用，为人才的培养使用、实践锻炼、施展才干搭建平台，加强轮岗交流、挂职锻炼等人才交流，注重在实践中培养人才，提高人才的能力，培养人才与使用人才相结合。完善专利审查工作激励与约束机制，体现重实绩、重贡献的激励原则。大力抓好中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大批素质优良、勇于创新的中青年人才，实现人才队伍建设可持续发展。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和文化氛围，创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人才工作新局面。

（十）加强人才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政府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把人才工作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把实施人才战略纳入事业发展规划，结合实际，制定本部门、本地区人才规划。要加大创新人才工作方法的力度，紧密围绕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来开发和配置人才资源，发挥好人才工作上的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基础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的整体规划、宏观指导和协调服务，发挥各级政府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统一协调、分级负责、齐抓共管、有序运行的人才工作机制。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重视研究和解决人才工作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保证人才队伍建设健康发展。坚持求真务实，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全面落实知识产权人才规划的各项工作目标，为开创知识产权事业新局面，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法治与公共话语

姚建宗

话语乃是社会活动主体通过言语或者以言行事而对语言加以运用的最为基本的方式，它一般是通过具有丰富的意义负载的象征符号来表达或者传达其意图与内涵的。这些象征符号极为广泛而复杂，诸如手势、身体动作、表情、声音、语词等等都包括在内，但最为基本也最为常用的乃是语词。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语言"乃是为了形式表达而建立的规则系统，其基本要素为"句子"；而"言语"或"言说"则是在话语中使用句子的语言行为，其基本要素为"话语"或"言语行为"。（1）但在非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话语等同于语言，即静态的在"句子"中运用"语词"的规范性意义表达。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人的世界，即是由人的语言或者话语构成的具有意义联系的不断展开的世界；人的生活，无论是作为历史的过去的生活，还是作为当前的现实生活，甚至是作为将来的未来生活，也都是而且也只能是由人的语言或者话语来构造的。话语或者语言，总是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着主体的性格、情感、理想与思维。公共话语，则集中地反映了绝大多数社会活动主体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精神风貌、社会情感与民族性格，也反映了绝大多数社会活动主体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理想。

显然，任何准备进行真正的法治建设的社会和国家，不能不认真对待其所面临的现实的公共话语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的契合性。因此，在尽可能地消解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相矛盾的公共话语对法治的观念对抗与消极影响、改造这些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相悖的公共话语的基础上，建构和培育充分表达法治的旨趣与原则的公共话语，从而使广泛的社会活动主体在其思想和行动中逐步接受"法治"的公共话语及其所体现的观念、意识、精神和思维逻辑，确立法的至上性与权威性观念，培养并巩固其对法的真诚的制度性信任与信仰，乃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无法回避、也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法治的存在、发展与运作总是在一既定的公共话语或者语言环境之中展开的；同时它也需要并产生着支持它自身的存在、发展与运作的共公话语体系。

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的关键之一乃是人拥有语言并能对语言自觉地加以运用，人的世界之所以是人的世界，其关键之一也在于人拥有语言并能对语言自觉地加以运用。正是在对语言的自觉运用之中，人才通过语言在思维之中认识、理解和创造着自身和生活，从而也创造了人的世界。难怪美国人类学家R·M·基辛坚持认为："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主要是因为人类有创造并运用象征符号(symbols)的能力。语言使人类得以超越许多生物性的限制，也使人类得以建构其文化模型并传诸后世。"因此，"要了解人类及其本质，就必须先了解语言。这不仅因为语言促成了人类的文化，造成我们在大自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更因为语言是文化本身的基本关键。"（2）怀特更具体地分析了语言与人类生活的极其密切的关联，即："没有语言，我们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的组织；没有礼仪和道德规范；没有法律；没有科学、神学和文学；除了猿猴水平的嬉戏外，它不会有游戏和音乐。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礼仪和礼仪用品就毫无意义。实际上，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这就差不多等于丧失了使用工具的能力，我们就将象现在在高等类人猿中发现的情况那样，只是偶然地和无意义地动用一下工具；因为，正是音节清晰的语言，才使得类人猿那种偶然动用工具的活动，转变为人类之具有进步性和累加性的使用工具的活动。"（3）

正是语言使生物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使人的生活与人的世界得以形成、展开并不间断地得到延续。因此，从社会文化的意义上以及从人的整体的生活的意义上来看，人的真实的历史正是语言沉积的历史，人的真实的现实生活正是由语言展开的活生生的生活，人的理想的未来生活也正是由语言所型塑的生活。所以，"语言不是一种虚饰，它在执行着某种实际的功能。并且因为每个人总是希望语言这种经常使用的工具经济、简便、省力，以最小的气力表达最大的信息量，因此一种语言总是与它的环境高度适应。在这种特定环境中，只有愚蠢的表达者，没有愚蠢的社会语言。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某些词汇被经常、反复、高频率地使用不会是没有缘由的，不会因为使用它的是个'罗哩罗嗦'民族。而以大量不同的名称去代表同一事物、现象的不同类型、表现，绝不会是画蛇添足的举动。正如帕默尔所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4）所以，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作为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语言直接构成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生活在自己的语言之中；人类的世界将从语言开始。"（5）我们也相信人类学家萨丕尔的见解："事实上，'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绝没有两种语言在表现同一个社会现实时是被视为完全相同的。不同的社会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不只是贴上不同的标签的同一个世界"。（6）

由此看来，语言作为某种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反映，也作为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方式，它不仅真实地记载着历史中的人的生活，同时也直接关照和反映着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引导并构造着现实的人的未来生活，而且还深刻地反映着它所表征的特定社会的民族性格、社会情感、道德观念、价值准则与社会结构，特别是语言中所蕴含的民族性格、社会情感、道德观念与价值准则，对现实的人的思想、观念、人格和具体的行动产生着极其强大而又是无形的强制作用。因为人们获得某种语言，认同某种话语，实际上也意味着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这种语言和话语所代表或体现的价值准则、道德观念、社会情感与思维方式。所以，一个社会的基本的观念系统如道德观、宗教观、文化观、社会生活观与政治法律观等，固然是在语言及作为语言运用方式的话语特别是社会的公共话语中得到充分体现的；同时，一个社会基本的规范、制度与组织机构系统的存在及其运作的正当性、合理性与有效性，既会产生出与它们自身相适应并予以自我支撑的社会语言与公共话语，又要求整个社会有意识地形成与其基本规范、制度与组织机构之品性相一致的社会语言与公共话语，并得到这些社会语言和公共话语的社会观念与情感的支持。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意义、功能与作用的充分发挥，若离开了必要的社会语言的中介和公共话语的支撑，是无法真正成为现实的人的生活的内在构成部分的，其存在与具体运作必然与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人的生活发生严重的疏离。

法治的存在与践行与"法治"的公共话语密切相关，是因为首先，法治之客体要素的型构以其公共话语的意义赋加为必要条件。即，法治所需的法的规范、制度与组织设施，是社会活动主体以对相关语词的含义的认知和理解为基础，选择和运用语词，并对其意义、功能与主旨进行必要的设定，在彼此"言说"或"言语"活动（使用以"语词"为元素的"句子"的语言行为，基本成分或基本方式正是"话语"）之中形成作为共识的公共话语的基础上，完成其型构的。这样，法治之客体要素的意义与主旨，也正是通过相关的公共话语的意义确定或意义转换来展示的。其次，法治的主体要素的生成，特别是主体的人格、心态与情感的确立，也是以其公共话语的意义与主旨的呈现为充分必要条件的，法治的主体与"法治"的公共话语处于彼此塑造的互动之中。再次，法治的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的有机结合即法治的实践操作与现实展开过程，更要依赖于法治的主体对法治的客体要素的意义及其负载的价值旨趣与精神蕴含的深刻理解，依赖于其在各自的理解与"言说"的基础上形成必要而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法治"的公共话语。
二、公共话语的形成以人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领域的相对独立与区分为前提，以社会活动主体广泛的对话与交往为条件。

哈贝马斯指出，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本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领域的媒介。"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就这样一种公共领域而言，它涉及公共性的原则--这种公共性一度是在与君主的秘密政治的斗争中获得的，自那以后，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7）由此可见，"公共领域"的特点在于：其一，它是由众多独立的复数主体（即公民）的同时"在场"，彼此言说与对话，所构成的一个由各种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织就的意义空间；其二，它所面对并加以关照的乃是基于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的具有普遍性的公共利益；其三，它是开放的，公开、平等而自由的讨论与对话是其常规表现形式；其四，它具有一定的传播或表达公众的公共意见的媒介。所谓"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由"家庭、邻里关系和社交之类的非正式关系界定的"领域，"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总的说来一直是私人领域，因而与公共权力机关或政府(government)是相对立的。"（8）按照汉娜·阿伦特的看法，私人生活本身具有一种被剥夺的性质，其"原因在于他人的缺席；对他人而言，私人并没有出现，因此他仿佛是不存在的。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会对他人产生任何意义或结果，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对其他人是无足轻重的。"而"这一领域的内部结构一直都是隐蔽的，不具备公共的意义"，其所面对和关照的始终是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9）

以上述思想家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及其对它们各自特点的分析为基础，我倾向于在扩展了的意义上理解人的公共生活领域，而在限制了的意义上理解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公共生活领域即社会活动主体（虽然必然以公民个人为基础但又并不仅限于公民）以其整体利益或者社会普遍利益为指向的现实活动领域，它既具有广泛的自由度和稳定的平等基础，又具有广泛的开放结构；而私人生活领域则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公民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与家庭、邻里关系和私人社交关系中以其私人利益为直接指向的活动领域，这一领导的私人性体现为封闭性、排他性与隐蔽性。按此理解，哈贝马斯等人划归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很大部分领域，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活动领域也被视为人的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联系到阿伦特曾经有过的这样的分析："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分对应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分，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的。然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会领域的兴起严格说来是比较晚近的现象，从起源上说，它是随着近代而开始的，并且在民族国家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态"，（10）本文所指称的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也就是在本源意义的公共生活领域之上增加了"社会领域"。

这样，在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众多的社会活动主体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即公民个人的个体层次，公民集体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社会层次，以及操作政治性公共权力的国家（政府）层次。原则上，由这三个主体层次及其活动形成的公共生活领域具有广泛的公开性，这种公开性也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具有现实性的"公共的"领域的原因，即，"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对我们来说，表象--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构成了现实"，换句话说，"其他能够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听见我们所听见的东西的人的在场向我们保证了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现实性。"公共生活领域的存在，也预示着加入这个领域的社会活动主体共同拥有并活动于同一有意义的世界上，"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就如同一张桌子的四周围坐着许多人一样；世界像每一个中间事物一样，都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11）所以，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都是以平等独立的主体资格进入公共生活领域的，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面对其共同的普遍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问题都不可避免地要依据其自己的意义认知而运用各自的话语进行言说，以表达其意义与意见。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的这种言说基本上是在"各说各的话"、"各吹各的调"，其特殊的话语所蕴含和展示的意义必然发生冲突和矛盾。正是在消解公共生活领域中主体之间的话语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中，才形成了公共话语。

由于在公共生活领域，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都是自由而平等的，所以公共话语不可能由某一个或某一些主体以强力压制的方式使其他主体屈从于自己的话语权力而获得，也不可能由主体通过单纯的话语的外在表白或者自我攀谈式的内心独白而获得。公共话语的形成，只有通过众多的社会活动主体在各自的言说或者话语表达的基础上自愿地进行对话式的交往实践才有可能。因为，正是在每一个主体自由地充分地表达其对某种公共事务的见解，在其平等地进行话语的交流之中，不间断的话语言说使每一个主体都在对自己的见解加以反复论证的同时又在尊重和理解其他主体的话语意义的同时不断地说服其他主体。这一过程充满彼此之间对原则的坚持和具体意见的宽容、对统一性与普遍性的追求和对多元性的理解与保留；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参与公共生活领域的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对某种公共事务之独立见解的相互妥协与彼此让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话语的交流和对话实践的充分展开，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活动主体会首先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某些共同意见与见解，这些得到有限范围主体认可的共同意见与见解通过话语表达出来，形成一定范围的社会"舆论"。但"舆论"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尚处于不稳定状态，其性格色彩尚未形成，而激情因素较多理性成分不足。因此，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活动主体还必须既以"舆论"为基础，又对"舆论"采取反思与批判的立场继续进行广泛的对话式话语交流实践，从而获得具有比较稳定的价值与意义内涵和个性的"公共舆论"，表达这种"公共舆论"的话语即社会的公共话语。哈贝马斯就反复强调："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如果没有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相互交流，即使舆论有公共潜力，也不会发展成一种公众舆论"，而且，也正是由于公众舆论或者公共话语的存在，才保证了公共生活领域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opinion
publique)时，公共性才能实现。"（12）

因此，社会的规范与制度的确立与实践、政策措施的推行与落实，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之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从其所产生的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公共话语中找到答案；同时，恰当妥贴的社会公共话语也可以为相应的社会规范、制度与政策措施的良性运作提供稳定的观念与心基础、情感与精神支持。这表明，"话语和实践互相依存。实践需要遵循话语，而话语则产生于实践。"（13）就法治而言，其基本意义在于确立社会生活领域法律至上的法律统治，这种"法律统治受到公共性，亦即公共领域的保障，其功能立足于法律秩序的自然基础之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面对公共领域，一切政治行为都立足法律；这些法律就其自身而言被公众舆论证明为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因为从经验上讲，法律的源头在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所达成的共识'"。（14）所以，分析探讨法治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话语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感、社会道德观念与社会价值准则、社会认知与社会思维方式，对于法治实践本身具有重大意义。
三、中国法治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话语之意义所展示的社会心态、情感、价值与思维逻辑，在本质上是与法治的目的追求与意义旨趣相悖的。

前已叙及，人的世界即语言的世界，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就是由现实的人的言语行为构成的话语的世界。因此，社会话语特别是流行话语，反映着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面貌及其流动状况，有关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某一侧面或者某一领域的流行话语或者主流话语，也就反映着这一领域的现实面貌及其流动指向。而当流行话语"长期流行"从而变成比较稳定的社会主流话语，影响着社会活动主体的观念、意识、思想方式与具体言论和行动时，这种流行话语或者主流话语也就是社会的公共话语。

社会的公共话语的存在空间自然应是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但其影响也及于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因此，公共话语的实际存在空间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同一的。就其被具体"言说"的主体、"言说"的领域和"言说"的方式来看，公共话语存在并表现为不同的话语类别形态，如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不管我们称其为流行话语还是主流话语，公共话语及其语词的的确确反映着社会的观念、意识、心态、情感、价值观、思想方式与意识形态状况。郑也夫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公共话语的语词选择及其话语特点的分析就极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文革"时期公共话语中流行"红""黑"两色的语词，"红"色语词如"红卫兵"、"红小兵"、"红五类"（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人）、"红袖章"、"红宝书"、"红司令"、"红色恐怖"、"红色海洋"、"红太阳"、"又红又专"、"红透专深"，文艺作品中也有小说《红旗飘飘》、《红旗谱》、《红日》、《红岩》，电影《红孩子》、《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戏剧有《红灯记》、《红灯照》等；"黑"色语词如"黑帮"、"黑帮分子"、"黑帮子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出身的人）、"黑干将"、"黑爪牙"、"黑材料"、"黑线（路线）"、"黑修（修正主义）美（美帝国主义）"等；"文革"时期公共话语的基本特点是谩骂语词泛滥（如"狗崽子"、"混蛋"、"他妈的"、"牛鬼蛇神"、"一小撮"、"放屁"、"砸烂狗头"等）、极端化语词泛滥（如"完全"、"彻底"、"无限"、"最"、"永远"等）、"口号"盛行、"语录"泛滥、"颂扬体"流行（如"伟大"、"光荣"、"正确"、"战无不胜"、"领袖"、"导师"、"统帅"、"舵手"、"红司令"、"红太阳"、"精神原子弹"、"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大救星"等）（15）。从这些语词及其构成的公共话语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当时社会的基本观念与意识、社会心态与情感、社会整体价值观及其思想意识形态和思维逻辑；我们也不难理解正是当时全面的社会实践促使这些特殊语词广泛地进入公共话语之中，同时又正是由这些特殊语词所构成的公共话语在全面地支持和巩固着相应的社会实践。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然而，我国现实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却并未相应地形成公共话语层次的社会话语，恰恰相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直接与其相关的作为社会流行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公共话语，其意义指向与价值诉求及其观念内涵与意识，所表达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感、社会性格与精神氛围，是与真正的法治相悖的。试看下列语境中社会活动主体与"法治"有关的言说所运用的公共话语：

例一：属于行政部门的"公安机关"和被赋予行使司法权的"检察院"和"法院"，通常被合称为"政法机关"，其官员和职员被称为"政法干警"；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党内所设立的专门领导司法事务的机构被称为"政法委员会"（简称"政法委"）；

例二：对于刑事犯罪的集中打击通常以大规模的运动方式展开，一般被冠以"严打斗争"、"××战役"、"××战争"之类名称，如最近刚刚结束的全国范围抓捕刑事犯罪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工作称为"追逃专项斗争"；

例三：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的功能与作用被广泛地认定为"保驾护航"，从事法律实践的官员特别是司法官员也自觉地接受这一定位并引以为自豪；

例四：在日常生活的具体生活场景中，一般民众既瞧不起法律而对之持轻蔑态度（通常的话语是："法律？有什么用？法律哪有权大？！"），同时又"尊敬"法律--当自身涉入法律纠纷时又希望能够得到法律的"公正"（偏向、照顾自己当然更好）对待；

例五：在一般民众看来，法律和司法机关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是没有地位的，或者说其地位极低，处于边缘化境地，这从一句民谣（公共话语之表现）中完全可以领会其尴尬与无奈："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举手、政协发言"；（16）然而，民众却对司法的不公与司法的腐败相当敏感，常常有意无意地将其夸大（将腐败面扩大化、腐败程度严重化），最近就比较流行这样一句人称"四大黑"（意指腐败严重或者获有大量非法收入）的民谣就把"公、检、法，国、地税"和"黑社会"并列，且排为首位；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