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王胜宇


　　所谓归责，即行为人因其行为和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以何种根据使其负责，此种根据体现拉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错还是应以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抑或以公平考虑等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而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而所谓归责原则是确定责任归属所必须依据的法律准则，是贯穿于整个侵权行为法之中，并对各个侵权法规范起着统率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因此在专家民事责任种归责原则也起着统率作用，它决定着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承担、免责条件等。
由于专家责任可分为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现分别对两种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分析：
　　一、专家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大陆法系国家沿袭罗马法的传统，以过错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如德国民法典规定，债务人除另有规定外，对故意或过失应负责任。但英美法系却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即只要当事人违约，不问其本人是否有过错，都应承当违约责任，但有法定免责事由的除外。我国1999年颁布的统一《合同法》借鉴 了英美法系的理论，该法第107条明确规定：但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并不以违约方的过错作为归责原则，似乎采纳了严格责任原则。但我国合同法分则中大量规定了各种不同的免则事由，从免责事由中可以知道过错责任在分则中大量存在，例如《合同法》第265条规定：“承揽人应当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202条规定：“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某些条文中法律规定“无正当理由”、“因不可归责的事由”等都是指有过错。因此过错责任原则仍是我国合同法中的归责原则，且对过错的认定大多是采取客观过错的认定标准。
　　专家与委托人签订的合同类似于承揽合同，但又不同于承揽合同，因为承揽合同要求承揽人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而专家只是提供某种服务，并保证达到委托人所要求的结果，这也与专家的独立性特征有关。例如会计师进行验资或审计过程中，虽然收取委托人的费用，但不是按照委托人的意志而是根据审计准则，中立地出具报告；律师在接受委托人委托进行诉讼过程中，并不保证打赢每场官司，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丹宁勋爵在1957年的Greave案中也指出：有关专业人士的法律责任并没有隐含一个保证条款，即要求专业人士取得最理想的结果，它至多只要求专业人员运用合理的注意和技能。因此专家的违约责任并不以结果而是以专家是否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即是否存在过错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这在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中也有规定。
　　二、专家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关于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学者间存在较大的争议，归纳起来主要有（1）一元说。该说主张以过错责任原则作为唯一归责原则，同时以扩大过错责任来适应侵权行为发展的新趋势。（2）二元说。该说主张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系由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构成的二元归责体系。（3）三元说。关于三元说又有不同的观点，例如王利明教授认为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由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构成；杨立新教授在其所著的《侵权法论》第二版中以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来构建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体系。
　　笔者同意二元归责说，其理由如下：第一，过错责任原则以行为人的过错为归责依据，较好的平衡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安全”两个基本价值，能够使人们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大胆行为，只有在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侵权法的归责原则应无疑义。第二，公平原则不应成为独立的归责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该原则所要处理的是无可归责于各方当事人时的损失分配问题，是对过失责任原则适用结果加以调整的法律手段，即除非按照社会一般观念来看，某一案件适用过失责任原则的结果导致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公平结果，不得予以适用。因而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极为有限，据有关国家立法例，仅适用于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紧急避险人责任等，专家侵权行为责任显然不在此列。所以公平责任原则当然不适用于专家责任情形。
　　第三，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以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由与该损害结果有因果联系的行为人，不问其有无过错，都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使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大型危险工业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法以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因此过错责任是侵权法的基本甚至是唯一原则。但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事故频发，受害人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工厂主都可以以自己无过错而免责。时至今日，无过错责任原则已经在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和环境侵权等得到确立而且有扩大适用范围的趋势。随着严格责任在一些领域的适用，人们对专家责任归责原则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首先表现在医疗责任领域，许多国家法院对医疗事故责任，常不考虑医生有无过失，就判定其向受害患者赔偿。国外建筑师亦出现适用严格责任的争论，代表严格责任的“默示保证”标准要求以建筑师设计出的建筑与业主默示的期待相对比来判断责任构成。也有学者把专家提供的服务类比于生产者提供的产品，从而论证专家侵权责任也应像产品责任一样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他们认为，每件商品的价格并不很昂贵，消费者付出的代价有限，厂商们却承担着严格的保证责任；而专家们对服务标的收费远远高于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支出。况且，专家在赢得高额报酬的同时，其服务缺陷同样会导致服务对象人身和财产的损害，为什么应对专家给予特别的对待？另外职业责任保险的发展为专家的赔偿责任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因而更有理由对专家责任领域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上述观点看似有理，但忽略了专家提供的服务与一般商品的不同，而且责任保险的发展也不能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提供支持。首先，产品制造者在产品的设计、试验、制造到完成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始终出于主动积极的地位，只要稍加注意便可避免产品的缺陷；而专家例如会计师在验资或审计过程中所依赖的信息在很多程度上依赖于委托人的协助、配合，如果委托人故意提供不实信息 ，即使会计师有时尽最大的注意也不能发现其中的错误；其次，产品制造者保证其生产的产品量合格，而专家的服务无法有着严格的保证，因为专家的服务质量依赖于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即专家服务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专家不能保证取得最理想的结果。正如廷戴尔法官在Lanphier V. Phios一案中指出的那样：“每一个以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身份进行活动的人，都有义务在其专业活动中运用合理水平的注意和专业技能。但是，律师不能担保打赢所有的官司，医师也不能保证手到病除。”第三，专家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运用大量的主观判断，并非像生产厂家的流水作业，因此对专家责任的认定应考虑专家是否存在过错，而执业过错一般以是否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为判断标准。第四，从公共政策角度考量若采无过错责任原则，专家会高度谨慎的选择客户或者提高服务费用来避免高风险，这样会使专家队伍萎缩，不利于专家职业利益的维护和发展。第五，以会计师为例，就有人感慨“几乎每一桩针对会计师个人的诉讼，都酿成整个职业的一场危机。”又如美国在处理事故时不考虑医生是否具有过失，结果助长了医疗诉讼案件的恶性增长，以致美国外科医生协会不得不发生一项通知，该通知指出，“美国外科医生协会必须通知公众，对医生诉讼案件的增长严重威胁着医疗质量，也增长了医院对病人收取的医疗费。某些医生被迫采用避免引起诉讼的原则而不用最好的诊断办法去治疗病人。因为保险公司需要支付日益增多的赔偿费，他们已开始提高医生的保险费。一些保险公司已经停止给医生支付保险责任费，这种状况迫使其医生放弃其职业。”这样的例子很值得我们思考。
　　综上所述，无论专家契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专家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单一的即一元的过错责任原则。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浅析律师的作用及辩护的现状

王胜宇


　　一、律师的作用概述
　　律师起源于司法活动，历史上最早的“律师”是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的“雄辩家”和古罗马的“辩护士”，一直到罗马帝国时期建立律师制度，律师的身份才正式确立。如今律师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职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律师作为法律专家，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公民及社会组织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包括公权力的侵害)，以实现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虽然律师不是国家机构的正式公职人员，但是法律却赋予了其重要职责。美国是西方文明史中第一个规定享有律师权利的国家，“在美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律师、公诉人和辩护律师是核心人物”，“美国最高法院规定不论被告人支付律师费用的能力如何，只要被告人没有被提供律师帮助，他就不能因有罪判决而被监禁”。德国规定，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法国《关于改革司法上的一些专门职业的法律》中规定，律师是以使诉讼程序与司法活动得以完满进行的法律工作者之一。由这些规定可见，律师是确保公平审判所必需的对许多被告人其他权利的必要保护。
　　律师作用的有效发挥，直接影响着该国的文明发展水平和法治发达程度。中国正在朝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为发挥律师作用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律师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石。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法律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哪里有法制建设，哪里就会有律师的足迹。
　　目前社会上对辩护律师的评价和要求，或者过高，或者过低，以至于连律师自身都无所适从，说到底还是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定位没有弄清楚。一般认为，辩护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是通过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司法公正和体现司法公正。
　　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是诉讼法学界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美国加州刑事律师团主席克里斯蒂娜 •阿库达斯博士说：“一个辩护律师的法定职责是十分简单而明晰的，这一职责只有一个焦点、一项责任和一种忠诚，那便是为我们的当事人服务，而无须多虑由案件本身或我们的辩护行为所引发的其他后果。我们的职责不仅清晰而且崇高，我们从事的是由美国宪法授权的仅有的几项工作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和《律师法》第28条均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在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中延伸出一个涉及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追求问题，即在国家利益和被指控人利益之间，刑事辩护律师应保护哪一方利益，是以被指控人利益为目的，还是以被指控人利益为主，兼顾国家利益?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就是维护被指控人的利益，如果让刑事辩护律师兼顾双重利益，必然会使他在诉讼中处于矛盾状态，混淆诉讼职能，无法履行法定义务。典型的情况是，假如辩护律师获知他的当事人杀人后的埋尸地点(他的当事人在开庭之前告诉他)，但被告人没有供述此事实，他就没有义务去揭发这一事实。因为从职能的角度而言，辩护律师的职责是辩护而不是控诉。辩护人制度设立的直接目的就是使辩护人充当被指控人的保护者，而不是控诉者。如果辩护律师采取不利于被指控人的行为将会破坏人们所期待的辩护人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都规定了刑事辩护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被指控人的“合法利益”。笔者认为，在诉讼过程中，刑事辩护律师难以执行，难以界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合法”可以被理解为是法律所保护的被指控人的各项正当权利。但如前所述情况，应被视为是“非法”利益，它同样需要辩护律师的保密。因为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合同建立的基础是被指控人对辩护律师的完全信赖，其中有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在被指控人和辩护律师之间，被指控人享有保密权，辩护律师则承担保密义务；第二，在司法机关和辩护律师之间，辩护律师享有保密权。所以，规定“合法权益”的基本前提，必然会束缚辩护律师的手脚，也会给某些司法人员滥用权力提供借口。所以，辩护律师是被指控人利益的保护者，他不应承担兼顾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由于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还是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障碍，立法机关有必要对辩护律师所负的一般责任的性质、地位以及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的关系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的现状
　　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辩护是律师职业的起点，是律师最重要的业务之一，也是最能展示律师风采的业务，这一业务理应成为律师积极参与的业务。但目前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却呈现了令人担忧、值得深思的现状。
　　1、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但在实际中，许多地方存在侦查人员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其本人根本不知道有这项权利。虽然律师介人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是并没有将律师辩护延伸到侦查阶段，在此阶段律师的作用仅限于从程序上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对于实体问题的接触仅在于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的罪名或从犯罪嫌疑人口中了解有关情况，这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因此，在最需要获得帮助的侦查阶段，律师能提供的帮助却很有限，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2、律师阅卷权问题。
　　刑事诉讼法规定， 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诉讼文书、技术鉴定材料。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起诉意见书等程序性文书。但对案件的实体辩护而言，仅有起诉意见书和有关鉴定材料具有实质性价值，而对辩护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证据材料，律师则无从了解。而作为控方的检察人员能够阅看并熟悉全部案卷材料。在知悉多少案件材料这个问题上，辩护律师享有的权利显然与检察人员享有的权利极不平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律师辩护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犯罪事实材料”是指刑诉法150条规定的案卷材料，这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实际作用。由于律师不能查阅全部的完整的案卷材料，在开庭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局面，难以发挥辩护作用。
　　3、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会见权，但在实际中，律师的会见权受到诸多限制：
　　(1)无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会见都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对一般案件往往也以涉密为由不批准会见；
　　(2)不在48小时之内安排会见；
　　(3)律师会见的次数(只限一次)时间(30分钟之内)和内容(不得涉及案情)予以限制；
　　(4)会见时侦查人员一律在场，以监视律师纪录并经常以“违反会见的规定”为借口阻挠会见。
　　4、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问题。
　　律师调查取证存在以下问题：
　　(1)在侦查阶段律师无权调查取证，导致辩护所需要的证据无法及时、准确的收集；
　　(2)律师调查取证必须经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这为拒绝提供证据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了合法的理由；
　　(3)辩护律师向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不但要经人民检察院或法院许可，而且还要经被害人等同意，这使取证活动困难重重。
　　5、辩护律师的正确意见被采纳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三项原则之一是“审判机关的独立和中立原则” 。然而现实中，法官往往先人为主，身上的天平自觉、不自觉地向控方倾斜。在他们看来，“警官”、“检察官”、“法官”的称谓概括了他们同是“中国官员”的属性。公、检、法是一家，都代表国家，而律师则来自民间， 代表着被告，与当事人是一家。刑事诉讼法强调的是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根本没有辩方的位置。刑事诉讼法又赋予了公诉人双重身份，既扮演控方角色，行使国家权力，又扮演对整个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角色。
　　陈瑞华教授指出：“真正意义上的辩护就是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对刑事诉讼程序‘富有意义的’、‘有效的’参与。”其核心思想是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刑事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主体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刑事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而辩护律师在中国行使辩护权的过程，像是物理学中做无用功的过程，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可能达到你想要的或者是你本该达到的效果。如今中国的辩护律师就处在了如此尴尬的境地。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