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政府


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城市地方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市政发（2002)15号
2002年4月22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
(晋城市地方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讨论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晋城市地方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煤矿职工的根本利益，实践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乡镇煤矿管理条例》、《煤矿安全规程》和《山西省乡镇煤矿安全生产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行政区域内的地方国有煤矿、乡镇煤矿和除省管煤矿企业和国家直管煤矿企业以外的其它煤矿企业。
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及其它开办的煤炭企业按属地管理的原则，其安全生产管理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行业管理由当地人民政府主管煤炭工业的部门负责。
第三条 市、县(市、区)设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煤矿企业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章 安全生产基本要求
第四条 开办煤矿企业必须依法领取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矿长资格证。发证单位必须依法办理证照。未领取采矿许可证，不得申请办理煤炭生产许可证；未领取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不得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领取矿长资格证不得担任矿长职务。
禁止证照不全的煤矿企业从事煤炭生产；严禁采矿权人以承包、转包或租赁等方式，擅自转让采矿权。
第五条 煤矿建设工程设计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行业技术规范要求，煤矿建设工程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六条 煤矿建设工程设计必须由有煤炭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煤矿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设计必须经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审查同意，未经审查同意的，不得施工。煤矿建设工程竣工后或投产前，必须经原设计单位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其安全设施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
第七条 煤矿企业必须在依法批准的开采范围内开采。相邻煤矿之间必须按《煤矿安全规程》和技术规范要求留设保安煤柱。严禁越层越界开采。煤矿企业进行采矿作业时不得采用可能危及相邻煤矿安全生产的决水、爆破、贯通巷道等危险方法。
第八条 煤矿企业必须按规定足额提取煤矿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并坚持做到专款专用。
第九条 煤矿企业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原煤炭部发布的《关于国有地方煤矿防治重大瓦斯、煤尘事故的规定》《煤办字(1994)第430号》和《关于乡镇集体煤矿防治重大瓦斯、煤尘事故的规定》，严格瓦斯检查、瓦斯管理和瓦斯报审制度；严格巷道贯通和废巷管理制度；严格恢复供电，恢复通风制度；严格排放瓦斯制度。对采用自然支撑采煤法的高瓦斯矿井必须有经县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操作性强、安全防范措施严的方案，否则不准开采。
煤矿企业开采突出煤层，必须有预测突出的仪器、仪表及技术操作水平。必须有防治突出的能力和措施，必须建立健全瓦斯抽放系统和压风自救系统，否则不准开采。
第十条 煤矿企业必须具备以下基本安全生产条件：
(一)矿井必须至少有两个独立的、能行人的、直通地面的安全出口。
(二)矿井必须有如实反映实际情况的矿井地质和水文地质图、井上下对照图、巷道布置图、采掘工程平面图、通风系统图、安全监察装备布置图、排水、防尘、压风、抽放瓦斯系统图、井下通信系统图、井上下配电系统图和井下电器设备布置图、避灾路线图等十一种图。
(三)每一矿井必须有完整的独立的通风系统；每一矿井必须实行机械通风；每一矿井的主要扇风机必须安装在地面并能保持连续运转。
(四)高瓦斯与有煤与瓦斯突出的掘进工作面必须实行“三专两闭锁”(三专：专用变压器、专用电缆、专用开关)；两闭锁：(风电、瓦斯电闭锁)，低瓦斯的掘进工作面必须实行风电闭锁。
(五)矿井采掘工作面、主要运输巷道必须有完善的防尘洒水系统，高瓦斯矿井的采掘工作面必须装备高压水防灭火系统。
(六)矿井必须具有独立的、合理的排水系统，有水害隐患的矿井必须有预防发生透水事故的措施和装备。 
(七)矿井机电设备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井下电器设备必须有防爆合格证。
(八)有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要求的提升、运输系统。竖井提升人员时必须使用人员升降专用容器，必须有防断绳装置。
(九)矿井井上下、矿内外通讯畅通。
(十)有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要求的采煤方法。资源回采率达到规定要求。市域内的芦苇河、沁河沿岸的高瓦斯矿井必须使用壁式采煤法采煤，禁止采用自然支撑法采煤。回采煤柱及确实需要采用自然支撑法采煤的块段，必须由煤炭企业编制特种作业规程，并报经县级以上煤炭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十一)矿井安全仪器、仪表按安全生产要求配备齐全，并按有关规定定期检验，保证完好准确。
(十二)矿井主要通风机、主要提升装置必须按有关规定进行定期性能测定和测试，以保证其安全运行。
(十三)煤矿井下所有作业面必须有依据地质条件、技术装备条件和安全生产要求制定的确实可行的作业规程。 
(十四)一个回采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超过5米3／分或一个掘进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超过3米3／分及开采有煤与瓦斯突出危险的矿井必须建立永久的地面瓦斯抽放系统或井下瓦斯抽放系统。
第十一条 煤矿矿长(含副职、总工)必须取得由国家煤矿安监部门颁发的安全工作资格证书，取得矿长资格证。煤矿企业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必须由经中专以上专业院校培训合格或同类专业学校毕业的人员担任。
煤矿企业的安全检查人员、瓦斯检查员、井(坑)下放炮员、井下电钳工、主提升机司机、采煤机司机必须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组织培训，取得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方可上岗作业。
第十二条 煤矿企业必须编制年度灾害预防及处理计划，并按管理权限报市、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批准。
煤矿矿长必须组织从业人员学习灾害预防及处理计划，保证每一个从业人员熟悉避灾路线及抢救、自救措施。
第十三条 煤矿企业必须与矿山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并按规定交纳救护费用，矿山救护队应按协议约定向煤矿企业提供事故抢险、预防性检查和技术服务。
第三章 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和煤矿企业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安全目标管理制度、安全奖惩制度、安全技术审批制度、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和安全办公会议制度；建立健全各级领导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职能机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岗位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内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其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矿山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指令和决定。
(二)组织制定本地区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和制度。组织制定本地区预防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年度计划。
(三)按规定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监督检查机构；配齐监督检查人员。
(四)每季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一次全市煤矿安全大检查活动。
(五)每季主持召开一次安全例会专门研究解决煤矿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汇报及建议，对有关问题及时作出决议或决定。
(六)对市营煤矿安全生产负重要领导责任，对其它煤矿安全生产负领导责任。
第十六条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是全市煤矿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的主要责任人，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对安全生产的指令和决定；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落实上级关于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二)起草全市煤矿安全生产规划及预防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年度计划。
(三)每月听取一次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市营煤矿安全机构的工作汇报，对有关问题作出明确指令或指导。
(四)每季向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进展情况，并依据存在问题提出措施和建议。
(五)指导全市煤矿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调度全市煤矿安全生产情况，及时上报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每月不少于2天深入煤矿开展调查研究。
(六)参加重特大事故的抢险和调查处理。
(七)对市营煤矿安全生产负重要监督管理责任，对其它煤矿安全生产负有监督、管理责任。
第十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内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国家有关矿山安全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的指令和决定。
(二)组织制定本县(市、区)预防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年度计划，对计划的落实情况每半年检查一次，发现漏洞，及时修订或补充。
(三)按规定要求及工作需要建立健全安全监督检查机构，配齐安全检查人员。
(四)督促检查安全监督管理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煤矿巡回安全检查。每月至少有一天深入一线抽查安全检查人员的工作质量。
(五)每月召开一次由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安全例会，分析、研究、解决煤矿安全生产的重大问题，听取安全监督检查人员的汇报及建议，对有关问题，及时作出决议或决定。
(六)对县营煤矿安全生产负重要领导责任，对其它煤矿安全生产负领导责任。
第十八条 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是全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的主要责任人。其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县(市、区)主要领导对全县煤矿生产的指令和决定，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落实上级关于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二)起草全县煤矿安全生产规划及预防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年度计划。
(三)每月向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和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主要领导汇报一次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情况。每月听取一次乡镇安监人员的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对安监人员的建议，应明确作出指示。
(四)指导全县煤矿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工作；调度全县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汇总上报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情况。每月不少于4天深入煤矿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发现煤矿生产过程中的重大隐患，并提出处理建议。
(五)每月组织安全监督检查人员对全县(市、区)所有煤矿检查一次。对重点矿或重大隐患煤矿要采取果断措施督促专门人员现场解决。
(六)参加事故抢险和调查处理。
(七)对县营煤矿、二轻煤矿及社会办矿的安全生产负主要监督管理责任，对其它煤矿负重要监督、管理责任。
第十九条 产煤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乡镇煤矿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其职责是：
(一)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安全生产指令和决定。
(二)制定本乡镇季度、年度预防发生重特大事故的计划。制定并落实本乡镇政府人员的包矿责任制。
(三)建立健全安全监督机构，并依据专业、矿点和每周对本区域所有煤矿巡回检查一次的要求配齐安全检查人员。
(四)每月要有1／3的时间深入煤矿调查研究、查找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每月向县主要领导汇报一次本乡镇煤矿安全生产进展情况，并提出改善安全生产条件的建议。
(六)每半月主持召开一次安全例会，听取煤矿企业及安监人员的工作汇报及建议，对安全检查人员的建议，要着成专人限期落实。
(七)对本乡镇办煤矿安全生产负主要领导责任，对村办煤矿的安全生产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条 煤矿矿长是本矿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其职责是：
(一)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煤矿安全生产的指令和决定。
(二)按第十五条要求建立健全本企业的安全目标管理制度、安全奖惩制度、安全技术审批制度、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和安全办公会议制度。建立健全煤矿领导干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技术人员的安全技术负责制和岗位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三)按规定组织职工全员培训，确保矿用特殊工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都能做到持证上岗。
(四)建立健全安全监督检查机构，配齐配足安全检查人员。
(五)依法提取，合理使用安措资金。
(六)制定本企业季度、年度预防发生重大事故的计划，及时落实煤矿安全生产所需的人、财、物。
(七)保障煤矿企业使用的涉及安全生产的产品必须经过安全检验并取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不购买和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八)每月不少于八天入井检查煤矿安全生产。每周主持召开一次安全例会。
(九)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全面负责。
第二十一条 建立健全市、县、乡、矿的安全监督检查网络和各级监督检查人员的安全监督检查责任制。
第二十二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所辖区域内的煤矿安全管理和行业管理。负责组织事故抢险，救灾工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每季要组织人员深入矿山、深入井下开展检查工作，认真总结全市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基本情况，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预防发生重特大事故的措施，并向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报告。政府主要领导要在接到报告的十日内对有关问题给予明确的指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每月要组织人员深入矿山、深入井下检查指导安全生产，认真总结全县煤矿安全生产的基本情况，针对存在问题提出预防发生重特大事故的措施，并报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及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要在接到报告的十日内对有关问题给予明确的指示。产煤乡(镇)人民政府主管煤炭工业的领导应由熟悉煤炭业务的人员担任，每月至少要有三天深入井下检查、指导煤矿安全生产。督促有关人员及时将乡(镇)所有煤矿的一月以来的安全生产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报告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第二十三条．各级煤矿安全监督、检查人员必须以对煤矿职工根本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查处安全生产过程中的三违现象。即：严肃查处煤矿企业领导干部的违章指挥；严肃查处煤矿职工的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在安全检查中，要按照“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对检查出有重大安全隐患问题，要有明确的处理意见，并当即下达执法文书。各级煤矿安全监督、检查人员的入井天数必须达到规定要求。具体规定是市级监督、检查人员不少于8天；县级监督、检查人员不少于12天；乡镇及矿安监人员不少于16天。
第二十四条 各级安全监督、检查人员入井检查必须填写“安全检查三定”表，绝不允许不同检查时间而在同一处、同一个问题在“三定”表中重复出现。无论哪一级检查人员入井检查，必须复查前次安全监督、检查人员所填写的“三定”表中所要求限期解决的事项。未按要求时限解决的要酌情进行经济处罚直至责令停产整顿。
第二十五条 建立健全安全监察网，层层落实安全监督、检查责任制。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监督、检查县安全生产监督局和市营煤矿工作；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监督、检查乡镇安监站和县营煤矿工作；乡镇安监站负责监督、检查乡(镇)煤矿安全检查人员的工作。
第四章 奖惩
第二十六条 对不符合本办法第二章第十条规定的煤矿企业，各级人民政府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应依法责令停产整顿，限期整改。逾期整顿仍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由煤矿所在地的县(市、区)、乡(镇)两级人民政府依法进行关闭。
第二十七条 对不符合第二章安全生产基本要求的煤矿企业，安全监督、检查人员应责令煤矿企业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应给予企业法人代表以警告、记过处分或给予企业法人代表2000～5000)元的罚款处分。
第二十八条 各级安全监督、检查人员擅自降低安全标准或检查安全生产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该发现的问题没发现，不能及时督促处理重大隐患和及时报告的，一经查实应严肃处理。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主管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负责人不履行第三章有关职责或发现重大隐患未及时处理，造成重、特大事故的应当给予警告直至撤销职务的处分。
第三十条 煤矿企业发生伤亡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依照《山西省乡镇煤矿安全生产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一)一次死亡1--2人，追究煤矿企业有关人员的责任，并处以300—1000元的罚款，对事故单位处3000—5000元罚款，对乡镇人民政府的主管机构负责人给予警告直至撤职处分。在一个乡镇出现无证开采、证照不全开采两处(含两处)以上者或证照不全开采造成死亡事故的，要给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撤职处分。
(二)一次死亡3—5人的，追究煤矿企业有关人员责任，并处以500～2000元的罚款，对事故单位处以5000—10000元罚款，给予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的主管机构负责人和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及所在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警告直至撤职处分。无证开采或证照不全发生3—5人事故的，给予所在乡镇和(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记过直至撤职处分。
(三)一次死亡6—9人的，追究煤矿企业有关人员的责任并处1000～3000元罚款，对事故单位处10000～50000元罚款，给予所在乡镇人民政府主管机构负责人降级直至撤职处分；给予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及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记大过直至撤职处分；给予所在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记过以上处分。
(四)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依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执行。
(五)同一乡镇、同一县(市、区)在一月内连续发生两起重大责任事故，按以上规定提高一个等级追究责任。
第三十一条 煤矿企业发生伤亡事故后，矿及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县(市、区)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及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即时上报，严禁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不报。严禁阻挠或干扰重、特大事故的调查处理。否则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并依据情节轻重，给予降级或撤职处分。
第三十二条 市、县(市、区)、乡(镇)、村、矿的其它安全生产责任人参照以上规定按安全生产责任大小，给予处分。
第三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安全生产奖励基金，用于表彰安全生产先进集体及个人，以及所签定的安全生产责任书的考核兑现。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晋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解释。



中国证券欺诈屡禁不止的成因

蔡文海


从国际经验来看，证券市场的发展史，就是欺诈与反欺诈的历史。所谓证券欺诈，主要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四种行为。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法律极为严密的国家，证券欺诈行为也屡见不鲜。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上违规主体之多，惩处面之广，违规行为越禁越多的现象，仍然叫人叹为观止。有人作过粗略统计，自1993年以来，受中国证监会和有关机构处罚的上市公司有100多家、金融机构和券商有100多家次。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累计约有数十家，仅有的两家证券交易所也受到过证券主管部门的批评或处罚。该统计还不包括期货机构、咨询机构。1近年来，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扩容，证券欺诈愈演愈烈。最著名的事例，包括1996年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布董事会送股决议前后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1996年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琼民源”)和红光实业虚报利润，1999年大庆联谊作假上市，等。
证券欺诈行为有什么危害性？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只能作简单的讨论。首先，欺诈行为损害了投资大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进而损害其融资功能。其产生的外部效应伤害了“循规蹈矩”的企业，抬高了它们的融资成本。其次，更为严重的是，它损害了资本市场信息提供和价格发现的功能，导致证券产品价格的严重扭曲。结果，评价企业及其经理阶层的绩效变得非常困难，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市场上鱼龙混杂,良莠难分,不但造成证券市场上供求双方大量的非理性投机,阻碍了融资体制多元化的进程，而且严重妨碍了职业经理(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的形成。现代企业本质上讲必须是企业家的组合2。在缺乏一个职业化和市场化的企业家群体情形下，改善激励机制例如引入年薪制，就成了空谈。
证券市场欺诈成风，是政府不重视这个问题吗？显然不是。通过立法管制欺诈行为已有年头。例如，1993年除《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外，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还特别颁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最近生效的《证券法》更对这类行为施以严刑峻法。该法规定的责任条款总共约有33条之多，其中17处规定了刑事处罚。1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新《刑法》第１８０条至第１８２条也规定：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转嫁风险"者，处５年以下有用徒刑或拘役。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证券欺诈不但没有收敛，而且开始向多元化、专业化、隐蔽化的深层次发展。证券欺诈行为为何屡禁不止？本文试从证券制裁体制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证券制裁体制的三个支柱
证券制裁体制一般分为行业自律，官家执行体制(刑事或行政制裁)和私家执行体制(民事诉讼)三个部分。三个支柱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其实施的制裁是否有充分的威慑效果。犯罪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决定制裁的威慑效果上，有两个变量：制裁的严厉性(severity)及确定性(probability，或称概率)。制裁越严厉，实施制裁的可能性越大，威慑效果就越强，反之就越差。因此，威慑的效果取决于上述两个变量的最佳组合。著名法律经济学学者波斯纳认为，增加惩罚确定性的代价高昂，而增加惩罚的严厉性的代价远远为低，几乎等于零。因此，他主张提高惩罚的严厉性，以便在较低执行成本的情形下取得相同的威慑效果。3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波斯纳观点不能成立。首先，虽然经济学假设一般个体都是厌恶风险的。但是这个假设不适用于所有的人。相反，有证据表明，"敢做股票的都非等闲之辈",4证券欺诈行为人都有强烈的风险偏好。5。这种偏好因转轨时期的产权制度和企业内部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得到加强。原因是，通过内幕交易、联手欺诈、操纵市场等手段进行违规操作的，主要是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大户，这些机构大户，又多为国有金融机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产权的"硬约束"，赚了归自己，亏了算国家的，操作者放手一博的动机非常强烈。何况，上述厌恶风险的假设可能不见得能够成立。是否厌恶风险，不但因人而异，而且要看冒相关风险合算不合算。低概率的严厉惩罚难于产生威慑效果。以乘坐飞机为例。虽然机毁人亡对乘客来说，是一种再严厉不过的惩罚。但是由于空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没有人会因此不坐飞机。犯罪学家相信，制裁的确定性比其严厉程度往往能产生更大的威慑效果。6考虑到证券欺诈行为人的行为偏好，提高惩罚的确定性可能对于吓阻违法犯罪行为更加有效。否则，即使规定的惩罚非常严厉，但是逍遥法外的概率很大或者处罚得很轻，他们还是就会对制裁的严厉性视而不见。对波斯纳观点的另一个有力批评是，至少在现代法治国家内，如果不想“草菅人命”的话，“治乱世用重典”的道理显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例如，将个人投入监牢的刑事处罚，后果过于可怕。相应地，法律要求对嫌疑犯实施一定的程序性保护。而这将降低惩罚的确定性。波斯纳似乎没有考虑到惩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彼此消长的的关系。关于制裁的严厉性和确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反思确保证券法实施的三个不同体制。
首先谈谈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即大多数个人和公司均致力于提升职业操守标准，而这些标准是由业内龙头企业确立的。关于行业自律的作用，国内有不同看法。英国的经验表明，行业自律要奏效，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金融界圈子不大，彼此相识。其次，金融界具有同质性(homogeneous)。第三,一个人在同道中的名声至关重要，声名好坏比潜在的处罚来得要紧。7前述两个条件是否具备，我们姑且不论，光就名声的两面性来看，在市场经济并不成熟的我国自律能否奏效值得怀疑。白领犯罪学专家萨瑟兰早在1949年就写到:“那些破坏旨在调整商业活动的法律的生意人，经常并不因此失去身份或者商业同道。虽然行业中的某些人对他会有看法，其他人却会敬佩有加。"8他五十年前的评论预言了当日中国的现实。例如，“尽管中国证监会每年都查处了一批案件，但在业内并没有形成"操纵股市可耻的观念，相反在业内却经常流传一些"令人称羡"的操纵成功事例。”9
从实际情况看，行业自律在中国基本上软弱无力，有时还出现行业保护主义的倾向。10证券业概莫例外。一方面，行业协会在对其成员(主要是证券商)的监管方面缺乏有效的手段。尽管在这些协会的自律公约中，也可以看到"会员如有违反以上规定者，将视情节轻重予以以下处分"的条款，但那些惩治的措施(如：责令改正、警告、协会内部通报批评、取消会员资格、呈报上级主管机关等)无力无效，完全不能对违规者起到震慑作用。另一方面，行业自律机构的机制不够健全和独立，影响其工作质量。当不少证券机构铤而走险时，行业协会并未能预先防止或者及时制止。对于这个结果，人们实际上不必大惊小怪。虽然社会信用在任何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中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许多研究转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人士都认为，斯大林式的中央计划体制的遗产之一，就是信用程度很低。11在这种社会里，法律没有发挥它的核心功能，即防止不正当的价值转移，结果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名声和信誉更是不值钱。从上述威慑理论来看，行业协会形同虚设，关键在于其施加的制裁不痛不痒。这是行业自律的天生缺陷。证券行业自律发端于英国。这种监管手段是否仍然合乎时宜，很成问题。在公司证券法律方面，香港依样画葫芦，几乎是英国的翻版。但是，两地以及美国的一些商法专家都对行业自律的有效性提出了有力的质疑。12
官家和私家执法体制的得失
官家执行体制在一些方面有其优越性。私家是否起诉，考虑的是自己是否能否从执行行动中获得好处。这会导致方向相反的两种极端情况。一方面，在有利可图时，投资者会“敲竹杠”，对大公司，证券商和专业机构动辄以诉讼相要挟。另一方面，如果无利可图，投资者就对证券违规行为兴致索然。在我国，从长时间来看，两权(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将是大多数公共公司的基本特征。由于股权分散化和股东异质性，单个股东为监督付出的成本将使所有股东受益。因此，广大散户股东对公司既然缺乏有效的控制力，也缺乏监督热情,搭“方便车"倾向强烈，热衷于"用脚投票"。官家执法可能有助于缓解这个集体行动问题。其次，私家执法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威慑效果。如果十次违规却只有一次被成功地索赔，对欺诈行为人来说，在证券市场上兴风作浪，作奸犯科仍是有利可图的好生意。在这种情况下，官家执行体制特别是刑事制裁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无庸讳言，官家执法也有缺陷。首先,全球证券监管部门的一个共同抱怨，就是财力与人手的严重不足。依据《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具有广泛职能，从审批企业境内外上市，到批准首期公开发行(IPOs)的价格，不一而足。与此同时，证券会的人手却非常有限。该机构目前总共约300人，其执行部不足30人。调查商业欺诈是件极其费时费力繁琐的工作，有时需要在不同地点审查上百成千文件。不用说证监会的调查经验和专长不容乐观13，光是例行各类公事，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大概都会焦头烂额，有多少精力用于监督此起彼伏的证券违法行为，值得怀疑。其次，在处理证券欺诈问题上，我国同样存在政出多门这一普遍问题。调查证券欺诈一般由证监部门负责，但是如果发现有犯罪嫌疑，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14是否起诉证券犯罪案件，则由检察院决定。涉及案件处理的部门，可以包括人民银行、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甚至执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问题是不同衙门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和部门利益。公安和检察工作千头万绪，又有多少精力和热心去管证监部门的份内事呢？毕竟，如果证券市场出现了大问题，不管公平与否，首当其冲受到指责的将是证监会。如果公安检察机关的人员认为上市作假没有杀人抢劫那么严重，也不足为奇。人多不一定好办事。官方执法过程将出现扯皮掣肘现象，可想而知。何况，在企业上市包装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始作俑者往往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各种利益阶层、利益集团包括地方利益、局部利益甚至领导人个人利益往往与公司证券违法犯罪行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查处，必使其劣迹败露。证券监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难免遭到各种各样的阻挠。今年初发布的《查处证券期货违法犯罪中加强协调配合的通知》呼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不得以罚代刑，加强信息交流，云云，都是有感而发，并非无的放矢。
第三，是证监部门的态度问题。西方组织理论(OrganizationalTheory)认为，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行政机关乃至整个官僚系统都有谋求部门私利的倾向。15该理论预测，行政机关因此将呈现某些行为特征。其中某些与证券管制直接相关。首先，任何行政机构都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于其它部门争权夺利。前些年中国证监会与中央银行，乃至财政部以及国家体改委争夺监管证券业的监管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微观层面上看，证监会可能会以行政处罚特别是罚款，代替刑事制裁。因为，把涉嫌犯罪的欺诈行为人交给公安机关侦察，检察机关起诉，证监会就失去对相关案件的主导权。相似的形象已经出现于美国。16。其次，管理机构都致力于保护自己免受外界批评。在面临有限理性的情形下，它们规避风险，并倾向于过度管制。这种行为实际上是理性的。原因是，监管部门不会因为在管制的成本收益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而受到赞赏。但是，如果出现管制失灵(regulatoryfailures),哪怕是有效率的失灵，它们都可能受到抨击。结果，监管部门行为趋于保守。在制订规则时，它们也尽量避免清晰明了的规则，虽然这有利于企业和个人进行计划并减少诉讼。第三，监管部门习惯于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乐意做些“表面文章”，说得多做得少。蓝杰沃特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美国证监会的实践完全证实了组织理论的猜测。17
那么，在防范证券欺诈上，证监会的部门利益在哪里?对它来说，过于热心打击欺诈对它可能没有好处。得罪人不说，抓得越多，说明证券市场问题成堆，这有损其部门形象。不过，不抓也不行，这与群众对证券市场秩序紊乱的感觉有出入。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证监会对欺诈活动会有所动作，但不会“走过头”。这就是为什么证监会的高层人士喜欢说证券市场发展的主流是健康的原因。行政机构谨小慎微，害怕承担风险而且老想保护自己面受外界批评，中外皆然。一个商业欺诈问题专家就曾说过：“在英国，大张旗鼓地侦破欺诈案件政治上没有好处。”。18考虑到证券欺诈行为具有隐蔽性，犯罪人行为难以取证、难以界定，监管部门谨小慎微的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在部门利益驱动下，还会出现有趣的微观现象。实践表明，办案人员最怕的，就是办“夹生饭”案件。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相关单位和个人，有重大怀疑但又无充分证据。因受人力，财力时间等客观条件限制，无休止追查并不现实。为了避免骑虎难下的窘境，证监部门可能乐意于调查那些它们较有把握，而把可能更重要的案件撇在了一边，或者象公安机关有时所做的那样，不破案就不立案。19同样地，由于取证困难，监管部门对违规者经常有意无意地从轻发落。对后者现象的另外一个解释是证监会同样需要保护。对于证监会的裁决，一般都允许当事人提起司法审查程序20。一般来说，处罚越重，当事人上诉的动因就越强烈。但是，没有政府机关希望自己的决定因为不公平或者武断而被推翻。“在最糟糕的情形下，司法审查可被当事人当作一种手段，以便迫使管理当局改变特定行为或者同意施加更轻的处罚”21。这个威胁使得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时，往往手下留情。这种做法类似于美国的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制度。在两者情形下，处罚者均以相对较低处罚换得被处罚者对处罚结果的接受。这种做法情有可原，但是结果堪忧。它不但损害了公平，也使许多行政制裁的威慑效果大打折扣。
如上所述，刑事制裁对于吓阻违规者有时的确具有独特作用。《证券法》第11章中共有17条规定了刑事责任，这在一部商事法律中是很少见的。立法者显然希望通过严刑峻法，吓阻止违法现象发生。“治乱(世)市用重典”的决心固然值得称道，但是结果会如何呢？可能令其大失所望。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制裁越严厉，保障行为人受到公平审判的程序性措施就越趋严格。在我国，只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时才能对人犯定罪量刑。相较之下，在民事诉讼中适用的一般证明要求是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请求与证据更有说服力即可。证明要求的差别区别导致了对违规者责任确定律的重大差异。事实上，虽然这些管辖区域的公司证券法律甚至一般刑事法律都不厌其烦地规定了违规行为的刑事责任，无论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是香港，因证券违规行为而被处以刑事处罚的例子都是很少的。1998年11月,中国法院首次援用新刑法中的证券犯罪条款,在在被称为证券史上最严重的一起证券欺诈案的琼民源事件中,对两名个人违规者进行了刑事处罚，两人分别被处以两年和三年徒刑，其中一人的还是缓刑。22刑事定罪一者少见，二者处罚不重，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证明要求难以得到满足。但是，规定了刑事处罚，执行时却不得不稀稀拉拉，这就象狗关叫不咬人，久而就之，人们就不把它当回事了。按住葫芦起了瓢。刑事责任的加重可能导致威慑效果下降，这大概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23何况，对于许多人来说，如果通过内幕交易等非法行动能够狠狠“发它一笔”，坐两三年牢快活后半生，也是值得考虑的买卖。人穷志短。在贫困的社会里，谋生不易，赚钱何其艰难，许多人往往愿意以自由、尊严甚至健康来换得金钱，也不是闻所未闻的事。
作为威慑手段，刑事制裁还有其它缺陷。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通过内幕交易、联手欺诈、操纵市场等手段进行违规操作的，主要是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大户。证券欺诈往往涉及法人犯罪，如何惩罚合适呢？如果惩罚该法人，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针对个人，容易出现“替死鬼”现象。机构和直接涉案的较低级职员受到惩处而幕后指挥者则因查无实据而逍遥法外或行政处分了事。24至于罚款，数量小无关痛痒，数量大一则难以执行，二则损及有关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等的利益，可能还会被抨击为花钱买违法的许可证。何况，以罚代刑有损法律的尊严和公正。取消从业资格等直接针对个人，本应具有较大威慑效果。但是，由于取得这种资格时许多人并未付出巨大代价25，这种处罚很可能起不到什么警示作用。
相比之下，私家执行体制具有一定优势。民事诉讼目前是投资者取得赔偿的唯一途径。民事赔偿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调动投资者起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吓阻潜在违规者违法。必须将欺诈果实吐出来，对以攫取暴利为目的的欺诈行为人来说，这个制裁可说打蛇打在了七寸。民事赔偿的可能性也使广大的受害者乐于协助政府发现和调查欺诈案件。犯罪学家发现，多数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没有报案的积极性。26妇女被强奸后一般不愿声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刑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公共品”(publicgood)。谁都乐见其成，但是没有人愿意为此付出什么。如果受害者知道抓获侵害者后自己可望得到赔偿，情景可能就不相同了。他们就有了举报违法行为，协助政府部门以及起诉的积极性。这不但是较低成本的执法行动，而且通过提高违规者被发现和处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相关制裁的威慑效果。当然，要做到这一些，必须将投资者的民事救济权利广而告之。这就离不开法制宣传和新闻报道。
在这个方面，一个较成功的先例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制定该条的目的，就是发动群众打假治假，运用惩罚性赔偿的原则，打击造假、卖假的不法分子。从实施效果看，立法者的初衷基本达到了。由于各级消费者组织和新闻媒介对该法的双倍赔偿的规定铺天盖地的宣传，消费者对欺诈行为的投诉显著增多，甚至出现了专门以打假为业的群体。这就是著名的“王海现象”。消费者运动与打击证券欺诈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同点。例如，对于个别购买者来说，对于小额纠纷,他们往往忍气吞声，缺乏告状的积极性,而且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愿告状愿投诉27。批评他们权利意识淡漠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告诉之前考虑值与不值，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反映了他们的经济理性和打击作假行为的“公共品”的特征。对付这种非法行为的最好办法，不是政府“挑大梁”的集权式的执法体系，而是大众自发追索的分权式的执法体制。
在这方面，健全的集团诉讼制度尤其重要。所谓集团诉讼，是指当争议发生后,权益受损的众多当事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组成一个集团,由集团中一人或者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集团成员起诉或者应诉,而法院所作的裁决对所有集团成员均有约束力的一种诉讼制度。集团诉讼规则对于证券法的特殊影响，可从美国和加拿大的证券诉讼案件的重大差别得到证实。两国证券法规中的民事责任制度极其相似，28但私家诉讼案件数却判若天渊。这主要由于两国不同的集团诉讼规则。集团诉讼制度肇始于英国，并为美国和加拿大所效仿。这些国家都把集团成员具有“共同利益”作为适用集团诉讼的要件。但是，加拿大法院对“共同利益”的解释，传统上极其严格，集团诉讼制度名存实亡。不同的民事诉讼规则导致了美加两国证券集团诉讼案件数目上的极其显著的差异。29近年来，加国开始向美国模式靠拢，同时允许在集团诉讼情形下实行“胜诉酬劳”制度。结果，集团诉讼案件数目急剧上升,30放松限制的效果立竿见影。
美国的经验表明，投资者的查询和投诉是监管部门发觉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最重要来源之一。31可以预言，合适可行的索赔机制，将大大提高投资者通过告状或者投诉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这无疑将以合理的成本显著提高违规者被发现并惩处的可能性，从而大大提高相关制裁措施的威慑效果。另一方面，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要求较低，有助于民事责任的确立。例如，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负责起诉内幕交易案件。该交易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说过，在四分之三的案件中，他有证据证明民事责任能够成立。但是，如果要他满足刑事的证明标准，他就无能为力了。32由于制裁的确定性和严厉性的组合比较理想，行之有效的民事救济体制可望具有更好的威慑效果，并构成证监会自身执行努力的不可或缺的补充。
中国私家证券诉讼:目前的困境
在中国，投资者通过诉讼寻求民事救济,目前存在严重法律和现实障碍33。不管是《公司法》，或是《证券法》，对诉讼事由都采取及其有限的列举方式。前者赋予股东一系列权利。从表面上看，与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公司法类似。问题是，该法通常没有规定如果这些权利遭到侵犯，股东可以享有哪些民事救济。中国法律也没有规定董事经理对于股东和公司，以及控权股东对于小股东的信义义务(fiduciaryduties),股东诉讼缺乏一般的法律依据。虽然《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都规定，因证券欺诈行为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他们可以提起索赔诉讼。但是，如何个索赔法，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给予明确的指导。相反，零散的法规体系使得提起证券诉讼变得非常困难。其它的障碍包括：(1)由于中国法律没有规定“信赖假定”条款34，原告投资者需要证明自己的损失与被告的证券欺诈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这就意味着原告需要证明在买卖证券时自己信赖于招股说明书等通信内的虚假，致人误信的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换句话说，就是证明如果所有重大事实均已得到披露，他是否还会去买卖特定证券。由于证券价格取决于一系列复杂因素，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原告往往难逃败诉的命运。35其次，中国没有完善的集团诉讼制度。由于个别投资者从证券诉讼中获益有限，他们个人往往不愿意起诉实力强大的大公司，证券和专业机构，以免得不偿失。这个“集体行动”难题只能通过集团诉讼方式解决。然而，中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规定得很笼统，且设置种种阻碍，使集团诉讼难以发挥实效。第三，民事诉讼实践中一般适用败诉方承担胜诉方诉讼费用的原则，一般投资者对于提起诉讼顾虑重重。第四，集团诉讼要大行其道，离不开“胜诉酬劳”即“不成功不收费”制度。这种制度把诉讼结果与律师费挂钩,把诉讼的融资问题交给愿意为此冒险的诉讼律师处理，使私家证券诉讼变成现实。对于这种收费方式，目前中国法既不禁止也不认可。第五。《证券法》中若干责任规则的缺陷也加剧了投资者索赔的困难。36《证券法》规定，为证券发行，上市或者交易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报告的专业机构，“就其所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包括连带的民事责任。何谓“弄虚作假”？该法语嫣不详。中国证监会法律部负责人在回答记者咨询时说，律师对于已经勤勉尽责仍未能确定的事项，应当出具保留意见。这实际上回避了存在重大错误陈述包括遗漏时，如果职业人士并不实际知情是否仍需承担责任的问题37。美国等地的经验表明，能够证明上述职业人士对其实际知情的案件是很少的。正是因为即使不知情也可能承担责任，才迫使被称为“警犬职业”的服务机构，诸如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对可能产生责任的事项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强化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职业机构的法律责任，对于保障缺乏复杂的财经知识和经验的多数中国投资者，并纠正证券市场严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讨回损失，困难重重。遗憾的是，《证券法》第209条规定进一步伤害了投资者索赔的积极性。该条规定:"依照本法对证券发行，交易违法行为没收的违法所得和罚款，全部上缴国库。"虽然中国经常受到“有法不依”的讥评，这回倒是法律怎么说，实践也就怎么做。在琼民源事件中，证监会就下令将132810000元的“非法收入”充公。结果，虽然该笔款项大部来自广大投资者，107,000位股民却分文未得。第209条的规定不但有失公平，而且严重挫伤投资者发觉和控告欺诈行为的动因。可以断言，没有完善的投资者民事救济制度，就不可能有健康持久发展的证券市场，证券欺诈的猖獗现象就难以杜绝。如果说无时不在的私家诉讼威胁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美国的全球首屈一指的资本市场的话，在主要依赖行业自律和官家制裁体制的英国和香港,民事责任制度的欠缺就是公司证券法律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的重要原因。38
若干改革建议
如上所述，证券欺诈屡禁不止，关键原因在于证券制裁体制存在根本缺陷。行业自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事诉讼制度名存实亡。而政府倚重的行政和刑事制裁体制又因种种原因只能发挥非常有限的作用。证券市场出现的种种丑陋现象，绝非偶然。那么，如何改进目前的证券制裁体制呢？首先，要完善投资者民事救济制度，特别是建立证券集团诉讼机制。其次，应当理顺不同衙门在处理证券欺诈案件上的关系，最终实现证券欺诈行为的调查权和刑事起诉权集中于证监会的过渡。第三，灵活处理法律程序中的证明要求问题。可以规定，在违规者对证监部门提起的行政诉讼中，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民事诉讼证据原则。这在美国有先例。第四，证监部门要保护投资者，首先是自己要得到适当保护。安大略《证券法》第141条就规定，就证监会善意执行证券法律或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失责或者疏忽行为，不得对其或其成员，雇员提起索赔诉讼。这种规定的目的，是证监部门能够摆脱后顾之忧，有利于它们大胆负责地工作。第五，更积极地使用一事多罚的办法。例如，如果证券律师参与证券欺诈，不但证监会要对其罚款，吊销或者暂停其证券律师职业资格，而且管理律师业的司法行政机关(相当于香港的律师公会)应当立即跟进，对违规律师刻以其它处罚。甚至执政党的纪律部门也可对相关律师进行党纪处分，如果该律师是共产党员的话。这样做的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加重违规者的损失，同时绕开刑事定罪往往既不容易也不合适的障碍。第六，私家证券诉讼不无弊端。这些弊端包括导致诉讼费用高企,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受到一定干扰，投资者与其证券律师可能串通，进行诉讼,等等。为了有效控制私家诉讼的这些负作用，，同时也为了解决多数上市公司经常存在的集体行动问题，中国应当借鉴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香港的做法，让政府机构特别是证监会在民事诉讼中扮演一定作用。在英国，“证券投资委员会”(SIB)就曾向非法进行投资业务的人士成功追讨过赔偿金并把它派发给受害的投资者。39在这方面，具有较完善立法的地区要算加拿大安大略省。该省《证券法》规定，当出现内幕交易等情况时，相关好处应当归于上市公司或者共同基金。经其证券持有人或者证监会申请，如果法院确信该公司或者基金没有，怠惰于提起旨在追讨内幕交易收益的诉讼，或者虽然提起这种诉讼，但是检控不力，法院可以授权或者责令证监会提起诉讼,相关的诉讼费用也由后者承担。为该目的，上市公司与基金必须向证监会提供充分合作。40建立一套相对健全合理的民事责任制度，绝非一日之功。考虑到中国目前严重缺乏高素质的证券律师，由证监会代表投资散户提起民事诉讼尤为必要，也有助于解开政府害怕证券诉讼失控的心结。当然，这个设想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证监会能够迅速招募到合适的法律人才。目前低廉的薪水待遇和爱国奉献的理想主义号召显然解决不了问题。
顺便提一下，加拿大(主要指安大略省)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与美国的极其类似。但是，美国证券法规则体系零散。不但证券立法显得杂乱，而且一般的普通法规则与法规中的规则关系复杂。经常地，这成为证券诉讼的主题。相比之下，加国汲取了美国法的精华部分，对其进行了归纳整理，体例上更胜一筹，对欠缺证券民事责任立法经验的中国来说，可能更有借鉴价值。《安大略证券法》全文业经大陆法律学人移译成中文。有兴趣者可以参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加拿大重要公司公司法和证券法》一书，特别是《安大略证券法》第二十三章(民事责任)。
结语
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大陆中国人"非讼"的传统意识正在急剧淡化。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国人已经不再“和为贵”，求得一团和气。相反，他们日益倾向于诉诸法律，在法庭上为自己讨回公道。法院案件因此呈直线上升趋势。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中国社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可喜征兆。41遗憾的是，政府的观念转变好象比民间慢了一拍。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证券法》表明，中央计划时代政府揽权争利的陈腐观念阴魂未散。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保护投资者，防范和制止证券欺诈行为的蔓延对于发展证券市场，改善企业治理的重大意义，中国的投资者保护体制的特征，可以用父权主义这个词语来概括。
有人统计，该法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与证监会直接或者间接相关。一方面，政府把自己当作证券市场的主角，大包大揽。另一方面，却不赋予或者说剥夺了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救济的应有权利。民事责任制度名存实亡。广大投资者面对的是，障碍重重的民事索赔体制和使其丧失索赔积极性的反激励机制。市场秩序紊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监管部门权力不足，以及对违规者处罚不够严厉的问题。
政府未能意识到的是，不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官家执法体制本身，都存在着局限性。与刑事和行政制裁体系相比,健全的民事责任制度由于具有威慑的确定性和确定性的更为理想的组合，对于遏制证券欺诈更为有效。政府垄断对公司证券法制的执行的结果，是使证券欺诈充斥于市，违规犯罪行为愈演愈烈。如果没有反思证券执行体制上的根本性漏洞，进行有效改革，伴随政府将民间储蓄从银行赶向股市的努力将是银行的兑付隐忧转换成他日股市崩溃的危机。社会大众的毕生积蓄，将逐步蒸发,"合法”地化为泡影。由此而来的对政府失职的不满和指责，可能演变成震撼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风暴。中国政府反思其保护投资者的策略，已经刻不容缓。相关的修例固有必要，观念更新却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可以说，那种认为只有政府大手包揽，垄断执法才能确保公共秩序，并视民众权利和参与为累赘的父权主义哲学才是中国证券欺诈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作者蔡文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律博士（JurisDoctor）（1997年）。
本文原载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1999年11月（总272期）。
版权为原作者所有，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1 转引自郭锋， “完善证券监管机制防范市场风险”，卡斯特经济评价中心研 究 报 告, 载 于中国咨询行商业报告库(在线词典) (1998 年 8 月 20 日)。
2 See, e.g., S. Y. Wu, Production, Enterprenuership and Profits (1989).
3 Richard Posner,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1, at 167. 但 是， 根 据 贝 克 和 斯 蒂 格 勒， 加 重 处 罚 增 加 了 腐 败 的 收 益。See Gary Becker and George Stigl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 at 6.
4 这是为数不少的机构投资者或市场观察研究人士在直言，新刑法生效不会 给 股 市 带 来什么大的影响时的评论。参见“新刑法生效会减少股市范规吗?”，《经济日报》 (1997年11月4日)。
5 “证 券 欺 诈 行 为 人 的 冒 险 性，投 机 性， 赌 博 性 强。由 于 目 前 规 范 证 券 市 场， 制 裁 欺 诈 行 为 的 相 关 法 律 尚 不 完 备， 抓 紧 时 间 钻 法 律 空 子 “捞 一 把”的 欲 望 使 其 行 为 几 近 疯 狂”。新 华 社，“中 国 防 范 和 控 制 证 券 欺 诈 刻 不 容 缓” (1998年 10 月 26 日)。
6 See, e. g., J. C. Coffee, Jr., "Corporate Crime and Punishment: A Non-Chicago View of the Economics of Criminal Sanctions" (1980) 17 Am. Crim. L. Rev. 419 at 423.
7 See, e.g., N.S. Poser,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91), at 85.
8 E.H. Sutherland, White Collar Crime (New York: Dryden Press, 1949) at 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