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一人公司资本制度

刘成江


　　一人公司的概述
　　一人公司的概念和特征
　　1．一人公司的概念
　　一人公司又称为独资公司，股东（自然人或法人）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所以股份的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一人公司又称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是指由一名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股份，并由该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广义的一人公司又称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是指公司的真实股东只有一人，其余股东仅是为了真实股东利益而持有股份的非持有股份的非实有股份权益者的公司。本文仅从狭义的一人公司进行论述。
　　2．一人公司的特征
　　一人公司作为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股东的唯一性。该公司的股东仅为一人，这里的“一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特殊情况下，还可以是国家；
（2）资本的单一性。在一人公司中，公司的资本全部来源于一个股东，不同于一般公司资本由两名以上股东出资形成；
（3）责任的有限性。不同于个人独资企业业主应承担的无限责任，一人公司的股东仅以其出资额或持有的股份数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4）地位的法人性。与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地位截然不同的是一人公司虽为一人创办，但仍然是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
　　其中突出法律特征在于其股东的唯一性，即一人公司的股东只有一人，报考一个自然人或一个法人，全部股份或出资额均由唯一的股东持有。一人公司股东虽然只有一人，但同样具备公司的所以法律特征，包括独立的法律人格、独立的财产、独立 的组织机构和独立的民事责任。各国的一人公司既有一人有限公司，也有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公司法目前只规定了一人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股东组成。
　　一人公司不同于独资企业，虽然从形式上看，一人公司因其只有一个投资者而与独资企业相似。但在法律性质上，二者存在根本的区别：其一，一人公司可以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使一人股东与一人公司分别为不同的主体，而独资企业不具备独立法人身份，该企业主仍以自然人身份从事经济活动；其二，一人公司的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责，承担有限责任，同时也要求一人公司的财产与股东个人的财产必须严格分开，而独资企业主对企业债务要承担连带的无限责任；其三，一人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组织机构进行运营，采用董事会、监事、经理的科学组织模式，并要接受公司法的规范，而独资企业的组织机构完全听由企业主的自由安排，一般仅设以经理为首的经营管理机构。
　　无论是从一人公司股东构成或是其突出的法律特征上都可以看得出一人公司有别于传统公司的组成，尤其是其资本制度。
（二）一人公司的分类
　　对一人公司而言，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
　　1．根据一人公司的产生方式或形成时间不同，分为原生型一人公司和继发型一人公司。原生型一人公司是指由一名股东发起设立，公司在成立时就具备一人公司的构成要件而形成的公司。我国《公司法》第58条的规定可以看作是肯定这种类型的一人公司。后者是指公司成立时股东人数为复数，但公司成立后由于股权转让、赠与或公司分立、合并等原因而使公司股东为一人的情况。
　　2．依照一人公司的股东身份不同进行的分类，分为自然人一人公司、法人一人公司与国有独资公司。自然人一人公司是由一个自然人投资的单独设立的有限公司，它是一种最早的也是最典型的一人公司类型。法人投资的有限公司，亦称法人投资公司，是由一个法人单位单独投资设立或一个法人通过收购拥有另一个公司全部股份而形成的有人公司，最早的法人投资公司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美国新泽西州公司法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是指由国家投资的，由法律赋予其法人民事主体资格的公司。我国《公司法》第176条规定的国有独资公司，是国家单独出资、有国务院或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责任公司，即属此种公司类型。我国公司法目前只规定了一人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股东组成。
　　3. 根据公司形态不同进行的分类，分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相对而言，有限责任公司规模较小，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大部分一人公司属于这种类型。而股份有限公司规模较大，股东人数较多，但因其股份的流动性，并不排除公司资本转移与一人手中，形成继发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资本制度
　　资本是公司成立和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而资本制度对于公司的发展而言非常重要。正如秘鲁著名经济学家赫尔角多.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所说的“发展中国家缺的不是资产而是而是把资产变成资本的制度”。由此可见，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法的基石，它是公司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贯穿于公司设立、运营和终止的全过程。
　　公司的资本制度有狭义和广之分。狭义的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资本的形成、维持、推出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而公司治理制度是有关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的公司的资本制度是围绕股东的股权投资而关于公司资本运行的一系列概念网、规则群与制度链的配套体系，而公司治理制度则是指有关公司治理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在本文中仅以狭义公司资本制度加以论述。
　　公司资本制度的类型
　　在通过确保公司具有稳定财产作为其偿还债权人债权担保的具体制度设计，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和英美商事公司法确立了孑然不同的两种思路。大陆法系国家将防范有限责任风险的义务主要配置给股东和公司，而英美商事公司法则将此义务主要配置给公司债权人，并由此形成了两中孑然不同的公司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度和授权资本制度。
　　1.法定资本制度
　　法定资本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三项原则，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法定最低资本原则。其核心功能是通过确保公司具有健全的财务结构和稳定的资本。平衡有限责任制度对股东有利但对债权人不利的缺憾，以实现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均衡。其理论基础在于，公司制度的正常运转离不开社会信用机制的支持，而稳定的公司资本正是社会信用赖以形成和稳固的基础。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公司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记载公司的资本总额。公司的交易相对人通过查阅公司章程即可了解公司的资本状况，从而确定是否与之进行交易以及交易规模；（2）公司设立时必须将资本总额一次性全部发行完毕，由股东或认股人全部认缴或认购；（3）股东认足资本或股份后，需要实际缴纳股款。在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大陆法系，股款缴纳的方式又分为两种类：全额缴纳主义和分期缴纳主义。全额缴纳主义是指股东对其应缴纳的股款必须一次性全额缴清，不允许分期缴纳；分期缴纳主义是指股东对其应该缴纳的股款可分两期以上缴纳，不必一次性缴足，其余部分由公司另行通知股东缴纳；（4）公司成立后非经履行变更章程、发行新股等程序，不得增加资本。公司资本总额已明确记载于章程且已发行完毕，若需增加资本、则须经股东会决议变更章程并增加资本或发行新股，还要履行变更登记手续。（5）对无形资产出资额占全部出资额的比例作相当严格保守的限制。
　　在法定资本制度所确立的各项原则中，防范有限责任给债权人带来的风险的义务被配置给了股东及公司。首先，按照最低资本额原则，股东应确保公司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最低资本额，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在资本三原则下，股东应在公司成立时认足、缴足记载于公司章程之中的公司资本总额，公司在其存续期间应当维持与公司资本总额相应的财产，公司必须保证在减少资本时符合法律规定的减资条件并按照法定减资程序减少资本。第三，股东和公司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对避免有限责任风险所承担的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这种义务，无须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约定二是由法律直接予以规定。
　　资本法定原则因其强调公司资本的确定、不便和维持，对于确保公司在经营、运作中有足够、稳定的资金保证起了较好的作用，并从制度上来防止公司设立中可能出现的投机、欺诈行为，使公司从成立时刻起，就有足够的资金履行公司的债务，把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和交易安全放在首位，体现了以社会为本位的立法指导思想。资本法定原则虽着眼于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及交易安全的价值优势，但这一原则由于其严格的资本条件使法定资本的价值劣势也较为突出。首先，法定资本制使公司设立困难，加重了发起人责任。因为公司设立时大量的资本必须由股东或全体发起人募足，易造成公司发起人集资困难，从而导致公司夭折；同时，在公司成立后增减资本时都要修改章程，召集股东会，注册登记，因为增加了公司成本，程序繁琐，且易使公司丧失有力的商业机会，对企业经营的机动性影响甚大。其次，股份公司能否募足首期发行的股份，不是发起人自己能够控制的，要受证券市场行情，金融形势等复杂多变的因素影响。依法定资本制，倘若首次发行的股份无人认购或认购不足，公司则无法成立，发起人势必付出巨大代价来承担损失责任，而次巨大代价的付出，仅仅为了保护当时并不存在的债权人，势必缺失其制度价值的合理性。另外，公司设立之初，需要立即投入使用的资金往往较少，只是注册资本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股东缴纳全部股款，造成了资金的限制和资本的浪费，有限的资产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得不到合理配置。
　　2.授权资本制度
　　授权资本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授权股份”，即在公司章程中记载公司在存续期内发行股份的类别、每一类股份的总数。除非章程有限制性规定股份发行的时间、价格、类别均由董事会裁量，不必经股东会批准。其核心功能是给股东提供最大的活动空间，减少公司的设立和运作成本，提高效率。其理论基础在于：首先，由法律规定统一的最低资本限额的做法。没有考虑到特殊业务对资本的特殊要求，因此它不能对债权人提供真正有意义的保护。其次，通过对公司组织和公司行为的有效规范，可使债权人有效的预见和知晓公司的资本结构、资本总额和经营状况，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损失，无须通过对资本的预先强制性要求。第三，债权人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来保护自我。第四，如果公司或股东无视公司的独立性，从事不法行为，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债权人可以通过向法院提出“刺破公司面纱”的诉请，使其权利得到最终救济。
　　3.折中资本制度
　　法定资本制度与授权资本制度价值都各有优劣，使得各国公司立法在探索公司资本呢制度选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趋利避害的第三条道路---折中资本制。折中资本制度亦称折中的授权资本制，它是法定资本制度和授权资本制度的有机结合，是介于法定资本制度和授权资本制度之间的一种新的公司制度。它要求公司发起人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资本总额和公司首次发行的股份数额，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业务的实际需要分次发行其股份，但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首次发行股份的比例及发行的年限。
　　（二）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资本制度
　　在我国公司立法之初，股份制经济起步不久，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不成熟的情况下，从社会本位出发，侧重于保护社会经济程序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采取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当时经济的稳定和交易安全维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公司中实行严格和法定资本制度，由于规定过于刚性，缺少了弹性，阻碍了公司制度良性有序的发展，因此修改公司法成为促进公司良性有序发展成为必然。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公司法，其中对法定资本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如：1.降低公司的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金。原《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规定数额过高，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经济的发展。现行《公司法》大大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分别降低为人民币三万元和人民币五百万元。特殊行业，法律、行政法规对最低注册资本金有较高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这样规定后，有利于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让小规模投资者有能力注册成立自己的企业，也可以有多数人联合组建股份有限公司；2.确立注册资本的分期缴付制度。现行《公司法》采用了有限的分期缴付资本制度，《公司法》规定“公司全体股东的首付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工资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对于公司设立而言，我国新公司法中修正的法定资本制在资本缴纳期限方面有所放松，但公司成立时还必须达到法定要求的最低资本额，保证公司在对外关系中具有最基本的信用，从而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意图并没有改变。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论人格权的发展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罗亚海


摘要：人格权一直是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对于民法典是否应该将人格权的内容纳入，人格权是否应该独立成篇，法人的人格权是否予以承认等问题，法学界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在考察人格权的发展历史基础认为人格权不仅要写进民法典，而且要独立成篇，法人人格权亦应该为民法典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人格权 历史演变 民法典

引言
人格权制度是有关对生命健康、名誉、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加以确认并保护的法律制度。作为上个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形成发展的一项新型民事法律制度，人格权制度在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中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一百多年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法治的进步，人格权的重要意义日益凸现，其类型与具体内容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我国当前制定民法典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地认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的位置引起学者极大的争论。[王利明《人格权制度独立成编的必要性》中国民商法律网。] 2004年9月，北京宣武法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刘某于5月因在北京二环封闭道路上因刹车不及将违章穿行的曹某一案做出了判决。被告人赔偿曹某家属各项损失共计13.19万余元，曹某家属业要赔偿刘某修车费664元。据说这是我国北京的首例“撞了不白撞”的宣判。虽然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样规定由不同的看法，但是从先前诸多的地方规章规定的“撞了白撞”发展到今天的“撞了不白撞”却可以看作是我国人格权的重大发展，《道路交通安全法》给了我国生命权以更深层次的保护。也把人们将注意力再次吸引到人格权的发展这一重要课题上面。从古希腊的人格权意识到古罗马人格权的形成，从中世纪人格权的成长到现在人格权的壮大，人格权已经成为民事权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民法典将要制定的重要时刻，民法人格权研究愈显重要。本文在考察了人格权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立足人格权现状问题，对我国民法典制定从人格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人格权的界定
人格权的概念
由于今天的民法理论赋予了人格概念太多的内涵，所以为了在历史的考察中梳理人格概念之下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我们先从人格的第一层含义，即法律人格的概念入手。对于法律的人格权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民法范畴的词却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人格权是调整人格关系的规范的总称，是我国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利明 杨立新 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5页。]由此可以看出,该种观点讲人格权看作民法学的范畴。另外，还有的学者却认为“严格的说，法学中的人格权是一个法学的范畴，而不是民法学的范畴[李锡鹤《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民法学中对应的应该是民事人格权。虽然从这里能看到两者在人格权在是否属于民法的范畴上存在分歧，但是，两者在分歧中却表现出共同点，既是人格权应该由民法来研究。关于人格权的起源，现在比共较一致的观点是人格权起源于古罗马时代。在古罗马，为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状态的需要，人们之间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处境和立场，以便能够以独立的主体进行相关的经济行为，后来，这种相对独立的处境和状态被罗马的法学家抽象为人格权。对于人格权的词源的认识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古罗马，自然人被称作homo,这个单词又被分化成两个部分，caput和persona。其中，persona为表示各种人的含义，如家长、官吏、监护人等。坚持认为人格权来源于caput的学者坚持这样的观点：caput表示权利资格只有比权利资格和人的资格结合起来，才能表示为一个完整意义的人。而认为人格权来源于persona的学者这样认为：persona最早在古希腊表示的是面具的意思，而后来被古罗马的演员所使用，后来被用来表示人格这一层含义，被作为理性与个别的同意解释。仔细的分析来看，不论是从最早表示面具的persona还是caput从最初的“头颅”的意思引申来得人格权的含义，都表达出了确定一个人的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区别的这种意念，出现了对人格权含义界定上的殊途同归。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人格权应该含有以下几层含义：一、人格权应该包含人与人之间相互独立的地位这一含义。按照现在人格权的观点，人格权应该包含自然人人格权与法人人格权，虽然现在也存在着“法人人格否定说”这一种观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法人也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各种各样的民事活动，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承担责任，因此，承认法人的人格权是对现实生活的承认。二、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资格。这一说法，也即是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民事权利能力。[ 高瑞全等著《人格论》，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人格权的特征分析及其与人权辨析
人格权作为体现公民人格利益的一项权利，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表现为专属性，以人格利益为载体的人格权具有同主体密切联系的特点，不同于财产权，一旦同主体相分离，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其次是绝对性，人格权同主体的人格密切联系，必须以不特定主体为义务人才能够不借助他人的积极行为，就能保护自己的人格利益，因此人格权必须为对世权，具有绝对性。三，人格权还必须为支配权人格权的权利人有权就其人格利益（如姓名、肖像、名誉等）直接支配，并有权禁止他人妨碍其人格权利益的实现。[ 王利明 杨立新 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8页。]四、人格权同财产权相联系。人格权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不具有财产的性质，但是人格权却同财产权密切相连。对人格权的侵害，特别是对法人人格权的侵害会给权利主体带来很大损失，人格权表现出同财产权的相关联性。
人权（human right）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 同上，第14页。]人权同人格权不是一个可以混同的概念。人权是一个包含人格权却又同人格权的权利体系，人格权同人权的关系可表述为：人格权是人权的一部分，人权除了人格权，还应该包含宪法、法律所规定的政治权利以及公民的劳动权、休息权和教育权等。从法理的的角度来说人格权都为实际受到保护的权利，而人权还包含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不仅包含实际已经存在的，还应该包括以法哲学之思维而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
人格权的“应然”内涵[ 本部分根基王利明 杨立新 姚辉《人格权法》和梁彗星《民法总论》关于人格权的阐述进行界定。]
人格权具有多种分类，在对人格权的内涵进行界定的最重要的分类是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与尊严的权利，特别人格权法律就特定人格利益所规定的权利。人格权的应然内涵应该包括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具体的可以归纳为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人格尊严权、自由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和贞操权。
人格权的发展历史
（一）、人格权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1、《圣经》中关于人格权的论述
作为起源于奴隶阶层的犹太教的教规教义的《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都包含着对人格权的渴望。在《旧约·创世纪》第1章第27行中犹太人就提出了人格尊严的命题。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阶级在长期的屈辱中提出人格尊严的要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们在《旧约·创世纪》中这样写道：“由于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人生而就是有尊严的。
同时，在《旧约》中还发出人人在政治上平等，法律上平等，反对政府滥用权力压迫犹太人的“的呼声。在《旧约·申命记》第16章19行中，摩西强调说审判官和各官长“必须按照公益的审判来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因为受贿被叫做智慧的人的眼瞎了，又能颠倒人的话。”在《旧约·利未记》中，耶和华晓喻以色列人，无论当地人犯法，或是外地人犯法，都要一视同仁，加以治罪。他们要求“至公、至义”。[ Rabbi Daniel Polish: Judaism and human Rights,(NY,1982),P.43.]

2、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格权发展
根据现在主流的观点，人格权的起源主要是在古罗马时代。但在伟大的古希腊时代，也有可贵的人格权思想的存在。虽然亚力士多德不关心积极的人格权但它所极力鼓吹的“人人有权制定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和“将奴隶堪称有生命的财产”与“有生命的工具”等思想却包含了人的平等权、生命权等可贵的内容，古希腊盛极一时的民主制度也是诞生人格权的温床。
在古罗马，伟大的思想家西塞罗强调：自然法代表理性与正义和神的意志是普遍适用的。他的这种思想被斯多葛派发展为“平等正义”与“行善”的原则和“人类皆兄弟”的思想。代表平民阶层斗争结果的《12铜表法》以公平为指导思想，强调在宣判中要有证明与证据，要公正，不允许收受贿赂等行为。
3、中世纪“自然法”及自由大宪章对人格权的促进
中世纪虽然被称作“黑暗的时代”，但这时期的人格权仍获得较大的发展。这是一个“自然法”同“人”应该享有“尊严”的时代。无论是圣奥古斯丁对《圣经新约》种“人像上帝一样，享有尊严的承认”，还是阿奎那鼓吹个人有最高价值的思想，都富含人格权因素。阿奎那的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的划分中关于人法的规定，是对其思想中人格权因素最有力的证明。
由于约翰王的专横引起的由贵族、骑士与平民参加的反对国王的斗争，促进了“英国大宪章”的诞生。大宪章第一条规定“英国教会享有自由权，妻子有不受侵犯的权利。”这次斗争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限制了王权，保留了教会的自由权利。但大宪章也要求倾听人民的呼声，要求人身的自由。《大宪章》第39条规定，非经法庭的合法审判，或者定罪，国王不能逮捕、关押与扣押任何自由人，不能宣布自由不受法律保护，也不能有任何方式毁灭自由人。
4、文艺复兴、新教改革时期的人格权发展
从1350年到1600年的欧洲文艺复兴，极大促进了西方人格权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古希腊于古罗马时期人权的复兴，也表现在欧洲新教改革与反新教改革运动对人格权的促进上。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时期。这种思想又是以个人意志、欲望和利益作为评价一切的标准。拂罗伦萨著名诗人但丁·阿里格里（1625-1321）高歌自由，宣传意志自由与“为自己生存”的理由。意大利的皮科德萨米兰多拉（1463-1494）写了，《论人的尊严的发现》一书，对人格权尊严作了充分的论证。米兰多拉认为人类从上帝那里得到生命，因而是有尊严的，才能成为生物中最幸运与最值得羡慕的一类。因此，人类享受“尊严”一权。
在宗教改革时期，人格权的发展是在神学的“”烟幕中进行的，从神学的观点来看神学的异端是叛逆，但从人格权的角度来看，人格权的斗争是要恢复到最基本教义中的人格权。代表农民的神学异端分子公开提出了争取平等权的要求。他们认为祸害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因是财富的不平等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只有平等才是治愈社会的良药，也只有平等才能确保人的尊严与自由。
4、启蒙时期人格权的发展
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文艺复兴时期与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格权发展为启蒙时期的人格权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孕育着人格权大发展时期的到来。启蒙时代的荷兰有一位著名的法学家雨果·各老秀斯（1813-1645），他作为自然法学论者，强调自然法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权利，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强调“权利是一种道德性质，他们隶属于人。他公开声明人享有两种权利：一种对别人的权利即财产权，另外一种是对自己的权利即自由权。同一时期的思想家斯宾诺沙提出了“天赋人权”的观点。强调人有思想自由权。
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人格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清教思想，辉格党思想和苏格兰启蒙主义之中。这些思想为后来人格权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清教思想家弥而顿在《圣乐》中发出了“争取自由”的号召，极力反对英国的书刊制度，在他写作的《出版自由》一文中，批判了英国这项制度，指责他“垄断”真理，强烈要求出版自由。辉格党人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与平等，这种以经济平等为出发点的理论认为：“追求个人利益与寻求发展的机会是人们的常识。”因而自由贸易与发展被看成个人的自由。辉格党的代表人物洛克的自然权利说、契约说、天赋人权说等思想以及他理论中的关于生命、自由与财产的部分论述，后来极大的促进美国人格权的发展。总体的进行评价，洛克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政府不能剥夺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苏格兰启蒙主义的“常识派”认为：“人有自然权利与自由是常识，他们反对神的启示与权威”，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反对旧传统，以革命争取自由。[李世安 《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河北人民出版社,第32页。]在常识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亚当·拂格森。在他的《认真考虑的舞台的剧本的道德问题》和《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这两本著作中，系统的论述了人的自然权利，1776年，其所写的《评论》一文，重点强调了公民的自由是天赋的人权。
在法国，关于人格权的论述主要存在于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和卢梭三人的思想当中。孟德斯鸠十分崇拜洛克，因此他的思想也是以洛克的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认为自然法保证了人权的存在，强调政府应该保护个人的自由。伏尔泰强调个人自由与宗教自由。他亦强调言论自由，他认为： “如果有谁因为意见不同而迫害他人，他就是一个恶人。” 1762年，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对国家、人民公民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在社会契约创造了政府，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是在在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之上成立政府，而不是在平等人与低等人之间成立政府。德国启蒙主义时期的最大贡献者为康德（1724-1804）他首先肯定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天赋人权是我们与生惧来的自由”。天赋人权是根据自然法而享有的权利，他不依赖于经验中的一切法律条例中。
5、人格权在现代各国
1789年《人权宣言》、1791年宪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决议与命令的内容历经反复、但最终为法国社会所认可，最终成为1804年拿破仑法典的重要内容，平等、自由与安全等观念深入到民法典当中。德国民法典在第一编“人法”中，规定了所有法国公民公平、平等的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其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是十九世纪一切进步民法的精神与灵魂。同时，在法国民法典的最初的规定当中，并没有关于法人人格权的规定，在后来的民法典的修改当中，又将合伙、法人、联合组织及其国家纳入到民法主体的范畴，法人人格权在法国的民法体系中诞生。
以《学说汇编》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德国民法典》在第一编总则中规定了自然人与法人制度，并且于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法人”这个概念，法典规定，因故意和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与其他权利者，负赔偿责任。在单独的“法人编”中，详细的规定了法人制度，承认法人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规定社团登记制度与法人成立、消灭与法人组织机构等。时至今日，德国民法典历经数次修改，但修改的内容主要在身份、婚姻与契约方面，侵权行为方面，由此略见德国民法典在法典制定具有了较高的水平。1898年，《日本民法典》经历了1947年以来的多次修改，将夫妻关系由过去不平等关系改为双方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也由过去的支配关系改为父母要尊重子女的人格、对子女监护与教育子女的关系。在日本的1946年的宪法对公民的人格权作了很大的扩充，占该部分的将近1/3条款的国民基本权利与自由部分，很详细的规定了基本的人权、平等权，自由权等，这些东西都体现日本人格权的发展。
在英国，人格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侵犯人身权的行为规定上：（1）殴打与恐吓，（2）非法拘禁。规定在车内、屋内、监狱内、城市与街道都可以实现对人的拘禁。而且规定，这种拘禁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3）诋毁与诽谤。通过这一规定，对公民的名誉、身体、生命健康进行了保护。
（二）人格权在我国的发展
人格权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与丰富，对人格权的保障也是在历史的进步中发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通过对我国人格权历史的认识、现状的把握来探求未来我国人格权发展的方向。
1、诸法合体，义务本位的封建社会
古代中国，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完备的专制权力体系极大地压缩了中国人格权的生存空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充斥着皇权、君权和特权，只有星星点点的人权与人格权思想的火花与原始、朴素的人格权意识。也只有在秦朝的名籍制度中对姓名权作了规定，这好象是我国古代的法律法规的第一次关于人格权作出的规定。这些原始而朴素的人权思想与人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封建专制权力的恣意扩张，减弱了封建专制权力的残酷性，在客观上给予了劳动人民以一定的人性关怀，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
体现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者，人也”，主张“仁爱”，强调“爱人”。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就有162处讲“人”，48处讲“民”，加上“民人”，二字连用，有多达211处讲到“人”和“民”。《论语。乡党》记述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在朝供职，听说家里马厩失火，便匆忙退朝，而回到家里，开口的第一句话是问：“伤人乎？”，“不问马。”可见孔子是关心人、尊重人的，表示对人的生命的尊敬，“人命关天”，把人的性命看得比金钱、财富更重要，对人的命运与生活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神的关心，对鬼神孔子是敬而远之的，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提倡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已及人，平等待人。对待奴隶，西方的柏拉图把他们当成“会说话的工具”而孔子主张对他们“齐之以礼”，把他们当人看待。因此，在这种“仁爱”思想的指导下，儒家反反复复地告诫、劝说帝王君主们要“克已”、“修身养性”，要“修己以安百姓”。不厌其烦地要帝王君主们明白“君轻民重”的道理，在人民、社会与君王三者之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所以帝王君主们要想天下太平，长期统治下去，就要爱民、利民、亲民，“以民为天”，“天子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荀子·大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
然尔，儒家的“仁爱”是有差别的“爱”，主张“爱有差等”，承认封建特权的合理性，肯定一部分人享有剥削、压迫另一部分人的特权的合理性。认为事有大小，人有高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要求所有的人要“克已复礼”，“克已复礼为仁”。同时，儒家的“仁爱”是作为一种义务来要求，而不是作为一种权利来规定的。如父慈、子孝、君明、臣忠，这些都是对父、子、君、臣的义务规定。在这里，儿子得到父亲的关怀不能作为儿子的权利而是作为父亲的职责规定下来，“仁爱”的目的不是个人的发展，不是去保持和促进个人自由，而是保持社会等级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和谐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正义无非就是和谐所要求的东西和有助于和谐的东西。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是以义务为主导的礼法政治，而不是以权利为主导的约法政治，导致漠视人格权，扼杀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朴素的人格权思想的嫩芽被长期禁锢在封建专制权力的巨压之下，难以成长壮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历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格权体系，人格权的保障运动也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 2、一波三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在严复将《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后，“天赋人权”的理念、传统的“仁爱”思想及被压迫阶级对“平等”的渴望，激励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传统的“君主专制观念”、“封建纲常”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废君权，兴民权”的口号。人格权观念开始在中国逐渐散播开来。自由权、参政权、平等权、等广为流传，并促使统治阶级展开了一场改良运动。改良派人士不仅极力鼓吹人权理念，而且还着手探索人权保障的途径。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为指导的社会制度，人权保障开始从理论转化为现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后，孙中山提出了系统的民权思想，将民主、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临时约法》也首次将人格权的内容写进法律。人格权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的的法律和法令当中： 1912年3月，发布了“禁止买卖人口令”（即《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禁止贩卖华工及保护华侨令”、“权利平等令”等。在“权利平等令”中严肃申明：凡蛋户、惰民、义民、丐户、剃发者、优倡、隶卒，“对于国家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同时废止刑讯逼供和体罚制度，《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规定：“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任何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大总统令内务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体罚文》规定：“不论司法、行政各官署，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答杖、枷号及其他不法刑具，其罪当答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　　然而，人格权在中国的发展却也不是一帆风顺，在辛亥革命后不久，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毁弃共和，人格权的发展再遇波折。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也籍此而觉醒，要求保障人格权，实行民主，寻求平等、自由之呼声日益高涨，并由此而引发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启蒙运动。 这期间虽然有陈独秀等人率先举起了“人权”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挑战，并以此为口号，开始了一系列争取人格权的运动。后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对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实行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对争取民主的民众进行血腥屠杀，使千百万人倒在血泊之中，人民在国民革命中争得的自由和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公民之人格权荡然无存。　 3、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格权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后，就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和保障人格权的历史重任。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鲜明地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消灭军阀统治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对外争取独立的国家主权，对内实行无限制普选制度，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坚决废除肉刑，承认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也进一步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强调实现这一政治纲领的必要条件是保障人民享有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等各项权利，号召全国人民“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特别关注占人中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权利保障问题，提出要切实保障劳工的劳动权与生存权，并积极领导工人展开争人权的运动：1922年，在安源煤矿工人罢工中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1923年，党领导的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把 “争自由，争人权”作为自己鲜明的旗帜；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颁布了一系列保障人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法令。广大工农群众尤其是农民的民主权利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保障。1934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它宣布：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一切劳苦大众，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和其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维护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等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维护民族和人民的权利，为争取民族的独立权、人民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自由权为己第一要务。毛泽东在其选集中一再强调“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在中共七大，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了保障人权的重要性，他说：“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 4、新中国人格权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