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霞 北京林业大学


关键词: 环保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权/原告/正当性
内容提要: 环保机关依法履行了环境监管职责，仍不能有效保护环境的，可作为原告，提起旨在维护公共性环境公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体而言，环境权、诉讼信托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理论为环保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奠定了理论上的正当性基础。环境权是环境公益诉讼最核心的权利基础，为了更理性、更科学地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今后务必高度重视对环境权的研究。


　 2010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国家层面正式确认了环保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地位。[1]2010年8月，昆明市环保局以两家牧业公司严重污染村民饮用水为由，向昆明市环境保护法庭提起云南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请求判令被告停止环境侵害、赔偿治理污染所需432万余元。[2]对此，我们不禁要问：(1)环保机关置行政职权于不顾，反而运用民事诉讼的途径来保护环境，岂不造成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双重浪费？(2)作为行政主体的环保机关何以能“摇身一变”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以下，笔者试从环境公共利益维护的角度对环保机关以民事主体身份提起环境诉讼的正当性问题予以论证和说明，以求教于同仁。

　 一、环境公共利益的类型化：公众性环境公益和公共性环境公益

　 以环境侵害为依据，可把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均可因环境侵害而遭受损害）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人格利益，主要指生命和健康利益（有时还包括精神利益），因为生命和健康的维持都需良好的环境作为条件。二是财产利益，因为许多财产的获取和实现均需良好的环境作为条件，环境若受污染必损害财产，如养殖的鱼虾因水污染而死亡。三是环境利益，指环境的功能所体现出来的利益，如环境的供给功能（清洁空气和水源的提供等）、调节功能（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实际上，环境问题的本质即是环境功能的受损。众所周知，环境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独占性和消费排他性，因此，其凝结的利益往往表现为公共利益，如湿地的气候调节功能可惠及广大区域。不过，对某些特定的环境要素或具体空间范围的区域环境而言，其环境功能的受益人群很少，此时则表现为环境私益，例如通风、采光等。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均属于个体所有，本质上属于私益的范畴。但是，当人格和财产利益涉及不确定多数人时，这些叠加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便具有了广泛性，从而可纳入广义环境公益的范畴。据此，我们可把与环境有关的公共利益分为公众性环境公益和公共性环境公益两大基本类型。[3]

　 1．公众性环境公益是指由那些为不确定多数人所拥有，需以良好环境为条件（through environment）的私人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组合而成的环境公益。这种公益具有如下特征：(1)从利益归属上看，该类公益本质上属于人格利益或财产利益，之所以称为环境公益，是由于其与环境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易受环境质量好坏的影响。例如，人体健康因环境污染而受损。(2)从存在形态上看，该种公益体现为由不确定多数人所拥有的多人私益。这种公益在本质上属于私益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公益，是因为现实或可能享有此类私益的主体众多，为不确定多数人所拥有或享有，从而体现了一定的群体性和社会性。(3)从表征上看，这类公益具有群体性（环境受害者或环境付出者众多）、分散性（分属于分散的不同个体）、累加性（系多人私益的叠加，且私益具有个体差异性）、拟制性[4]等特征。(4)从法律保护方式上看，这种公益本可作为私益分别进行保护和救济，制度上之所以拟制为公益（“准公益”），是因为将这种多人私益进行群体性保护，如采用代表人诉讼、团体诉讼、集团诉讼等，成本更低、效果更好。

　 2．公共性环境公益是指以环境的功能为内容(to environment)而承载的环境公益。这种公益具有如下特征：(1)从利益属性上看，该类公益是对环境本身的利益，是实在、客观、真正的环境利益。(2)从类型上看，可分为经济性环境公益和生态性环境公益。经济性环境公益，即公共环境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源于自然资源的财产性）。例如，天然水产资源、可分配的环境容量资源本身所蕴含的经济价值。生态性环境公益，即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所蕴含的利益。[5]例如，森林所具有的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风固沙、保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利益等。(3)从表征上看，公共性环境公益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为多个私益，共同享有无明显个体差异）、客观性（客观上存在而非人为拟制）、公共性（非排他性和一定的非竞争性）、包容性（公益包容私益而非私益的叠加）、广泛性（牵涉面大，关乎一个区域的人群甚至后代和整个人类的利益）、弱私性（对私人的影响往往无显著紧迫性，当尚未发生人身和财产损害时尤其如此）等。初级侵害对象：环境利益 次级侵害对象：人身和财产利益

　 上述两类环境公益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公众性环境公益的受损或受益往往以公共性环境公益的受损或受益为前提或前奏。[6]例如，化工厂排放的废水首先使得饮用水环境质量下降，此后导致人体健康受损（如图1所示）。[7]不过，公共性环境公益受损却并不必然导致公众性环境公益的受损，例如小型油轮原油泄漏事故大多只是破坏海洋生态，并不造成个体的人身和财产损害。

　 当公众性环境公益遭受环境侵害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环境受害者可自行采用单独诉讼、代表人诉讼、团体诉讼、集团诉讼等传统诉讼方式进行救济，环保机关、检察机关等可给予支持（支持起诉）。环境受害者还可通过请求环保机关进行行政调处，来解决环境纠纷和救济其人身与财产权益。此时，从尊重当事人诉权自由（可放弃起诉）的角度出发，环保机关除了对其进行支持起诉外，[8]不能过多干涉，更不能越俎代庖强行代为起诉，否则势必侵害公民的起诉自由权。何况，以环保机关当前的人员配备也无法胜任这样繁重的任务。然而，当公共性环境公益遭受危害时，现有法律制度是否能够提供充分而有效的保护呢？换言之，是否需要环保机关为维护公共性环境公益而提起民事诉讼呢？

　 二、现行法律制度力不从心：公共性环境公益维护告急

　 公共性环境公益（以下简称为环境公益）自人类诞生以来本就客观存在，但只是在人类环境危机出现以后，此类公益才大规模、长时间、高频次地遭受损害，以致于现行法律制度对此不能提供充分而有效的保护和救济：

　 （一）环境民事制度“捉襟见肘”[9]

　 其一，所有权制度的不足。首先，按照传统所有权理论，所有权的客体必须具有可控性。然而，作为环境要素的空气、海洋、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整个生态系统并不能为人力所直接支配和控制，因而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以致于环境公益被排除在传统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其次，根据传统民法私法自治的精神和所有权绝对的原则，公民不仅无权对环境要素和生态系统提出享有和维护环境品质的权利要求，而且在客观上还会纵容甚至刺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私有时）而造成生态破坏、任意排放废弃物质造成环境污染的不良后果。正如有学者所言，“限制所有权、改变以财产所有为中心的立法指导思想是环境法的首要任务”。[10] 再次，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请求权和侵权救济制度，只能对环境公益实现附带性、间接性、滞后性的保护。

　 其二，人格权制度的不足。人格权制度对环境公益的保护范围和保护程度十分有限。环境侵害会损害物质性人格权，[11]于是，我们可运用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救济制度而间接保护环境公益，问题是环境侵害还会损害舒适和自然景观方面的环境公益，可对于景观享受而言，已远远超出了现行人格权制度的保护能力。

　 其三，相邻权制度的不足。首先，相邻权的适用范围有限。基于相邻关系原理，主张环境利益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彼此为不动产相邻人；(2)须为不动产权利的限制与不动产权利的扩张之间发生冲突。因此，当环境侵害来源于非相邻不动产权利人，[12]或造成环境侵害的不动产属于国家所有，[13]以及其利益主张与不动产权利行使无关时，[14]便不能运用相邻关系来处理了。[15]其次，相邻权难以保护较高层次环境利益。相邻权的享有以“必要方便”（最低限度的方便）为前提，对于较高要求的环境利益（如景观欣赏利益），相邻权制度便难以提供保护。再次，相邻权的权利效力有限。相邻权并非一种独立的权利，只是不动产物权的-种限制或扩张而已，即使可依相邻权维护环境利益，也会由于缺乏直接充分的权源而难以提供有力的保护。

　 其四，地役权制度的不足。地役权的适用范围有限，难以保护基本的环境利益。对于相邻关系中涉及的必要性环境利益，如必要的通风、采光利益，地役权并不适用。地役权的取得需支付对价，这可能不利于对环境利益的保护。另外，地役权往往受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的使用期限或剩余期限的制约，在维护环境利益上具有局限性。

　 （二）环境行政制度“鞭长莫及”

　 环境的公共性、环境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使得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方面或者容易出现“失灵”或者由于交易成本太高而难以广泛应用，于是，由政府机关来开展环境保护便是最经济、也是最通行的做法。然而，环境利益具有多维性和多层次性，需要多元的力量和多维的机制去维护，单纯依靠环保机关的行政监管活动—即使其依法行政、勤勉执法、恪守中立，杜绝一切渎职、滥用、贪污等违法行为一一也难以实现对环境利益的充分和有效保护：

　 其一，环境执法主管范围的不足。尽管根据现行立法，环保机关有对环境保护进行统一监督管理的职权，但由于受立法局限性的影响，具体到某些特殊领域和具体事务时，环保机关却无相应的职权。例如，现行环境立法并未赋予我国环保机关对光污染进行监督管理的职权，根据“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公权配置原则，对于城市的眩光污染和采光遮蔽的光妨害问题，环保机关无权干预。换言之，根据现行立法，某些环境公益可能被排除在环境行政机关的保护范围之外。

　 其二，环境执法启动条件上的不足。作为环境监管的法定机关，环保机关拥有多项行政权力，如环评文件审批权、责令限期治理的行政命令权、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权等。但是，为控制权力的过分扩张，法律通常规定了权力启动的条件。例如，环境影响轻微的建设项目（如散户养猪）不必启动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再如，只有建设项目排污超标或违反总量控制时，方可启动限期治理程序，环保机关才可对其责令限期治理或责令关闭。问题是即使单个污染源只造成轻微的环境影响，能实现达标排污（包括浓度和总量达标），但若在同一区域存在多个污染源，也会由于污染的累积和复合效应而造成污染事故，以致损害环境公益。[16]对于这些行政合法却客观上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分散型排污者，环保机关却无权责令其限期治理，[17]更无权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其三，环境执法手段的不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通常的环保行政手段为行政许可、行政命令（如责令限期治理）和行政处罚等，暂时还缺乏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约束权，更无行政强制执行权。也就是说，环境执法的强制性相当有限，如即使环保机关做出了责令限期治理和行政处罚等行政决定，若相对人（污染企业）拒不履行，环保机关也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对此的执行率一般较低。再者，抓到了就罚钱，没抓到就继续偷排，已成为企业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处罚限额过低、[18]“一事不再罚”的原则（缺乏按日计罚制度），也无形中滋生和助长了违法企业的嚣张气焰。

　 其四，环境执法功能的不足。依法理，公法和私法是有一定的分工和界限的，行政权不应过多干预私人的自由空间；此外，依法行政的原则也要求对行政权科以必要的限制。例如，环境行政罚款往往受到“上限”的封顶，故对违法企业的罚款，在数量上总是远远少于实际造成的环境损害。再如，行政机关虽然可依申请而处理环境纠纷，但一般不能主动介入纠纷，更不能自行责令相对人一方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申言之，对于环境违法企业，环保机关只能在法定权限的范围内开展行政执法，追究其行政违法责任。但是，对于企业所造成的公共环境损害，却无权运用行政权力，通过行政命令责令其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害、恢复环境、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19]例如，2004年的四川沱江水污染事故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约有100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而沱江生态系统的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然而，川化集团只用了1100多万元作为渔业赔偿，100万元作为行政罚款。对于巨大的生态损失，环境监管部门却无权进行补救。

　 （三）环境诉讼制度“爱莫能助”

　 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司法是实施环境法律、维护环境利益的基本手段，不过，从作用链条以及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功能和分工来看，环境执法为“上游”和“中游”措施，环境司法则为“中游”和“下游”手段，即环境行政执法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交由环境司法来解决。然而，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只有因环境侵害受到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主体才有权提起诉讼。鉴于司法的被动性、准人性、成本性等特征，使得现行司法手段捉襟见肘，不能对环境公益的维护提供后续的保障：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政府


柳州市市区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2004-12-01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完善我市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制度，保障市区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要，根据国家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120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区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方式以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实物配租、租金核减为辅。
本办法所称租赁住房补贴，是指市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在一定时期内发放一定数量的货币补贴，由其自行到市场上租赁住房。
本办法所称实物配租，是指市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直接提供住房，在一定时期内由其承租，并按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本办法所称租金核减，是指房屋产权单位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已承租直管公有住房和单位公有住房的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不再按原来的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而是按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第三条 市建设委员会。(房产局)负责市区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工作。
各城区政府以及市财政、民政、国土、地税等部门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协助做好市区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二章 资金和住房来源
第四条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资金以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渠道筹措，主要包括：
(一)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
(二)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按规定提取廉租住房补充资金；
(三)在直管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中按30％比例提取的资金；
(四)社会捐赠的资金；
(五)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租金收入；
(六)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第五条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资金由市财政专户储存管理，专项用于租赁住房补贴的发放，廉租住房的购建、维修和物业管理，以及支付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和办公经费等廉租住房管理有关的支出，不得挪作他用。
市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依职责对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
第六条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来源主要包括：
(一)政府出资购买的廉租住房；
(二)政府出资建设的廉租住房；
(三)腾空的直管公有住房；
(四)社会捐赠的住房；
(五)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
第七条 新建廉租住房建设用地以行政划拨方式供应；政府购买、建设廉租住房所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原则上减半收取；廉租住房的租金收入按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第八条 廉租住房的购买、建设，由市建设委员会会同市财政局根据财力和急需实物配租家庭的数量，合理确定年度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房源以收购普通住房、经济适用房为主，限制集中兴建廉租住房。
第三章 申请与核准
第九条 最低收入居民家庭申请租赁住房补贴、租金核减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家庭成员(包括单身)均具有本市市区常住非农业户口并实际居住；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口3年(含3年)以上，其他成员户口迁入满1年；家庭成员为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家庭成员之间须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
(二)家庭人均收入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已连续获得民政部门最低生活保障救助12个月以上。
(三)家庭成员自有私房(含与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的亲属居住者)或承租的公有住房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8平方米(含8平方米)以下 (承租公有住房的最低收入家庭申请租金核减的除外)。
(四)家庭成员中无下列情形之一：
1．家庭成员中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者；
2．家庭成员中有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者。
第十条 符合第九条所列条件，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最低收入家庭，可申请廉租住房实物配租：
(一)无法定抚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抚养义务人，但抚养义务人无劳动能力、无抚养能力、无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
(二)无法定赡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义务人，但瞻养义务人无劳动能力、无赡养能力、无生活来源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三)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家庭；
(四)家庭中主要劳动者持有残疾人证书且无劳动能力的特殊困难家庭。
第十一条 租赁住房补贴发放和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的分配实行申请、审核、公示、登记、轮侯制度，其程序为：
(一)申请
每年4月、10月为集中受理廉租住房申请时间。
申请人持书面申请报告、身份证、户口簿、婚育证明、居住地居委会或单位出具的住房情况证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最近一年，如有孤老、烈属、下岗、残疾证明的应同时提交)，向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并如实填写(柳州市城镇最低收人家庭廉租住房申请审批表》，由街道办事处负责入户调查和初审。申请人及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街道办事处在当次受理截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和初审工作。
(二)审核
申请人户口所在地的城区政府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街道办事处调查情况和初审意见进行复查核实， 3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工作，并报市建设委员会审批。市建设委员会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
(三)公示、登记
经审批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家庭，由市建设委员会在申请人居住地、《柳州日报》上公示，公示期限为15日。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予以登记，并将登记结果公示。
(四)轮侯
已登记备案的申请租赁住房补贴和实物配租的家庭户超过当次拟分配名额的，由市建设委员会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确定当次分配家庭，落选家庭排队轮侯，下次分配时，符合条件的，可优先分配。
在轮侯期间，申请人家庭基本情况发生变化的，申请人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向市建设委员会报告；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取消轮侯资格。
在轮候和租赁期间，申请人家庭因人口增加而要求增加廉租住房保障面积的，申请人应重新申请。
第十二条 承租直管公有住房或单位公有住房的最低收入家庭应向辖区房管所或房屋产权单位申请租金核减。
经街道办事处、房管所(或房屋产权单位)审核，并在房屋所在地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报市建设委员会登记备案。
第四章 补贴、核减与安置
第十三条 租赁住房补贴、租金核减的住房使用面积控制标准为：单身家庭为12平方米，两人家庭为人均10平方米，三人家庭为人均8平方米，四人及其以上家庭为人均7平方米。廉租住房申请家庭的私有住房及所承租的公有住房，合并计算予以核减。
实物配租由市建设委员会根据拟分配家庭和可分配住房的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标准原则上按单身家庭安排单间或合租、两人和三人家庭安排一房一厅、四人及其以上家庭安排两房一厅。
第十四条 租赁住房补贴按本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住房使用面积控制标准每人每月每平方米8元的标准发放，每户每月租金补贴金额最高不得超过350元，超出部分，由承租人自行承担。
经审批同意租金核减的最{刚女人家庭，住房使用面积在控制标准范围内的，按我市公有住房标准租金的 30％缴纳租金。超出部分，按公有住房租金标准缴纳。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按我市公有住房标准租金的 30％缴纳租金。
第十五条 经批准获得租赁住房补贴的家庭，应在3个月内承租适当的普通住房，在与房屋出租人达成初步租赁意向后，报市建设委员会审查；经市建设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方可与出租人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市建设委员会按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标准向该家庭发放租赁住房补贴，并将补贴资金按季直接拨付给出租人，用于冲减房屋租金。
第十六条 经批准给予租金核减的家庭，经公示无异议，由其所承租房屋的产权单位按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标准予以租金减免。
第十七条 实物配租实行一次性安置制度。
经批准可配租廉租住房的家庭，必须与市建设委员会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后方可入住，承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缴纳租金，并且在承租廉租住房期间应将自有私房或承租的公房交市建设委员会安排实物配租。
申请人家庭拒绝配租安排的，可重新轮候；无特殊正当理由两次拒绝的，取消其廉租住房配租资格。
第十八条 租金核减和实物配租的最低收入家庭，免交住房租赁保证金。
第五章 管理与处罚
第十九条 对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最低收入家庭实行动态管理和年检制度。每年第一季度为年检时间。
第二十条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最低收入家庭应当在每年1月20日前向所在街道办事处(辖区房管所)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
街道办事处对其申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将核查情况报市建设委员会复核。市建设委员会根据复核结果，调整租赁住房补贴或廉租住房。辖区房管所 (或房屋产权单位)经核查后需要调整租金核减的，应报市建设委员会备案。对家庭收入连续一年超出规定收入标准，或因家庭入口减少而自有私房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8平方米的，取消其廉租住房保障资格，停发租赁住房补贴；实物配租的廉租房承租人要在3个月内退出廉租住房。对家庭收入连续一年超出规定收入标准的，停止租金核减。
退廉租住房的，在腾退期限之内按我市公有住房标准租金计收房租。无正当理由不按期腾退的，责令其退房，并加收公有住房标准租金2至5倍的租金。
第二十一条 最低收入家庭申请廉租住房时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不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状况的，取消其申请资格；已骗取廉租住房保障的，责令其退还已领取的租赁住房补贴，或者退出廉租住房并补交市场平均租金与廉租房租金的差额，或者补交核减的租金；情节恶劣的，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取消其5年内申请廉租住房的资格。
第二十二条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建设委员会收回其承租的廉租住房，或者停止发放租赁补贴，或者停止租金核减，并可取消其5年内申请廉租住房的资格：
(一)将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的；
(二)擅自将廉租住房的承租人变更为第三人的；
(三)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
(四)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廉租住房居住的，(因病住院除外)。
第二十三条 廉租住房申请人对市建设委员会的审核、轮候、发放租赁补贴和配租有异议的，可向市人民政府或者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诉。
第二十四条 市建设委员会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廉租住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对已批准的廉租住房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以查处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廉租住房制度的通知》 (柳政发[1998]82号)同时停止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