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吴乱能否与养孙之间解除收养关系的请示的电话答复

1988年8月30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报送的关于吴乱能否与养孙之间解除收养关系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吴乱与孙翠楼双方自愿，虽有过继单，协商达成收养协议，公开以母子相称并按过继单规定给付吴乱生活费，已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但孙翠楼之子是在吴乱与孙翠楼收养关系成立后，随父一起去吴乱家的，吴乱与孙翠楼之子不存在收养关系。王果以及其子到吴乱家后单方面对吴乱尽义务多年，他们之间实际上是抚养关系。在财产分割问题上，应考虑王果及其子尽义务多年，又要体现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的照顾，对双方的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合情合理合法进行分割。

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 冀法民〔1988〕第2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石家庄市郊区西古城村农民吴乱要求与过继的儿媳王果（过继子已故）及孙子解除收养关系。由于这方面政策法律无明文规定，特向你院请示。基本情况是：
吴乱，女，现年77岁，其夫孙××解放前病故，有一女孙爱菊，现年58岁，（石家庄市红旗锅炉厂退休工人），土改前出嫁本市任栗村。1973年2月27日，吴乱将婆家侄子孙翠楼（已故，生前系农民）过继为子（双方同意）。由于当时孙翠楼已结婚，即带妻王果（现年44岁，农民）和长子孙保安（现年25岁，本村汽车修理厂工作）、次子孙保江（现年23岁，华北物资供应站临时工）、三子孙保玉（现年19岁，华北物资供应站临时工）一起到吴乱家居住，并带去空宅基一段与吴乱旧房院合并在一起使用。同年4月，经孙翠楼夫妻与吴乱协商，吴乱到其娘家借款300元，交给孙翠楼，新添了砖、椽、苇箔、灰等物，对吴乱土改确权的5间旧北房进行了翻修（原房的东、北墙未动），后将旧房剩余木料卖掉一部分，还了借款300元，其余木料一直在吴乱处存放。孙翠楼过继后，全家一直居住北房西头两间，吴乱居住东头两间，中间一间为双方过道，分开居住，各自立灶，孙翠楼夫妻只按过继单规定，每年如数给付吴乱生活费和零花钱，1975年孙翠楼病故（死时34岁），1982年，王果在新批给自己的宅基上建房3间。孙翠楼病故后，其妻王果仍按过继单规定赡养吴乱到1985年6月，后因生活琐事，双方发生纠纷，王果不再出赡养费，吴乱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孙翠楼刚过继时对我不错，他去世后，王果多次和我吵闹，我要求与王果及孙子们解除关系，翻修房子借我哥哥家300元，剩余木料卖掉一部分，还了借款300元，家里钱未花分文，房屋应归我所有，我给王果退赡养费，王果给我拿房钱”。王果辩称，“自过继后我们负担了吴乱的全部生活费，12年共用赡养费2000多元。翻修房子时，吴乱借的300元已还清，其他用款全是我们夫妻负担，并由我们出力将房盖起，现有的5间房子，要求按家中现有人口一人一间分割。”因孙翠楼早年去世，翻修房屋时其他用款究竟多少，无法查清。
根据上述情况，经研究，我们认为：
一、根据当地风俗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吴乱与孙翠楼之间，可按收养关系对待。
二、孙翠楼之妻王果，虽然对吴乱尽了较大的赡养义务，但她们之间没有法律收养关系，因此，不存在解除关系的问题。
三、关于吴乱与孙保安等三个孙子之间能否解除关系的问题，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基于吴乱收养孙翠楼这一事实，似不宜基于此“事实”吴乱与孙翠楼养及其子孙保安、孙保江、孙保玉之间已形成拟制血亲关系，孙翠楼已病故，吴乱与孙翠楼养母子关系已无法解除，吴乱与孙保安等三个孙子之间的拟制血亲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精神推定，可予以解除。
第二种意见是：养子女及其后代与养父母及其亲属之间产生的拟制血亲关系，是由于收养这个法律行为而产生，如果收养关系没有解除，其他由于收养而产生的拟制血亲关系也无法解除。现吴乱的养子孙翠楼已故，他们之间的养母子关系已无法解除，故吴乱与孙保安第三个孙子的关系也无法解除。如吴乱与孙保安等能解除关系，那么，孙保安等三兄弟与其亲生父亲孙翠楼的关系也不能解除，日后孙保安等仍可代其父亲继承吴乱的遗产，因此，解除这样的关系无实际意义。
我们倾向第一种意见。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1988年4月11日


从“民政局为遇难流浪汉索赔案”探讨我国当事人适格制度

严佳维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4月，江苏省高淳县民政局为遇难流浪汉索赔案（以下简称“高淳案”）引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被法学界和新闻界称之为政府为流浪汉打官司讨说法的“中国第一案” 。 时隔8个月之久，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县人民法院于06年12月18日作出了一审判决：因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民政局起诉。
尽管该案已暂时告一段落，但这个一审判决并不意味争议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由该案引发的对民政局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争论，以及倘若民政局不可以作为原告，那么死亡流浪汉是否是撞了白撞，他们的合法权益到底该由谁来维护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有待研究解决。适逢我本学期主修民事诉讼法，于是我结合相关案情、立法，针对上述案件原告是否适格问题深入进行了研究思考。

二、案件背景资料的收集
因为我只是在课堂上听老师提起过这个案子，所以我对该案的始末和细节情况不甚了解，故我首先通过上网及查阅相关报纸报道搞清楚案件的基本情况。
1、“高淳案” ：
2004年12月4日，李某酒后驾车，在南京高淳县境内将一名躺在马路上的流浪汉碾轧身亡。多方联系后，死亡男子身份仍然无法确定，交警部门在处理这起交通事故中陷入了困境。
2005年4月2日，高淳境内再次发生类似事故。司机王某驾驶车辆，将一流浪汉撞跌在机动车道内，迎面驶来的机动车从流浪汉身上碾轧而过，致使其当场死亡。这个流浪汉的身份同样无法确定。由于肇事司机多次催促警方来处理事故，高淳交警大队找到高淳县检察院咨询解决办法。
2006年3月8日，高淳县检察院向高淳县民政局下达了两份《检察建议书》，提出建议：由民政局代两名无名流浪人员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几天后，民政局将两起事故中的肇事方和保险公司诉上法院，要求赔偿两流浪汉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30多万元。
2006年12月18日，高淳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因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民政局起诉。
在查询本案相关资料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今年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件，只是未受到媒体太多的关注而已，并且当地的人民法院也都已经作出了相关的判决，我认为这对研究所要讨论的问题有很高的价值。故也摘录如下：
2、“湖南临湘救助站为遇难流浪汉索赔案”（以下简称“临湘案” ）：
2005年11月12日晚，一名流浪汉在107国道1419KM界碑羊楼司附近遇车祸身亡，当地交警部门在规定期限内公布消息寻找死者家属，至今无人上门认领。
2006年4月12日，在当地交警部门和检察院的支持下，临湘市民政局救助站以职能部门的身份将肇事车辆所属的运输有限公司和投保的财产保险公司告上法院，并提出了25万元的索赔金。
2006年7月21日，临湘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民政局救助站支付赔偿款15万余元。
3、“浙江桐庐县民政局为遇难流浪汉索赔案”（以下简称“桐庐案” ）：
2005年10月31日晚，在桐庐县境内的省道上，司机姚某驾驶一辆轻型货车，因疲劳驾驶打瞌睡，车辆失去控制，撞上迎面走来的一男子，造成该男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姚某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死亡男子的身份却一直无法查明。
2006年9月，桐庐县检察院以交通肇事罪对姚某提起公诉。引人注目的是，桐庐县民政局作为附带民事原告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为无名氏索赔33万余元。
桐庐县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浙江省实施该法有关规定，身份不明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遭受伤亡的，损害赔偿金由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存保管。而身份不明之人是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三无人员”，属社会救助对象，民政局是负责处理社会救助事务的部门，由其代为被害人主张权利并无不妥。
据此，法院一审判决：姚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同时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即桐庐县民政局）33.8万余元。

三、背景资料的剖析
从上述三个类似案件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各地法院对民政局能否为遇难流浪汉索赔这一问题的立场是不同的。在“高淳案”中，当地人民法院认为民政局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而在“临湘案” 和“桐庐案”中，当地人民法院显然认同民政局或其下属机构救助站具有合法的原告资格。
那么为什么类似的案件，人民法院会作出不同的判决呢？进一步深究，我发现“临湘案”较之“桐庐案” ，与“高淳案”更具可比性。理由是：
在“桐庐案” 中，由于06年3月底，浙江省人大通过了《浙江省实施办法》，其中第61条有这样的表述：“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赔偿义务人追偿” ，“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参照城镇人口赔偿标准，其损害赔偿金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存保管”。而目前浙江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但可以将其广义理解为政府相关部门。民政局与无名流浪汉之间正好是救济与被救济的关系。这样，法院通过这个地方法规认定桐庐民政局的维权名正言顺。
但“临湘案” 和“高淳案”中，湖南和江苏并没有制订和浙江类似的地方法规以使民政局的主体资格得到法律法规上的确认，所以接下来我主要是针对这两个案子进行比较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桐庐案”对所提问题的解决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四、问题核心的理论介绍
“临湘案” 和“高淳案”所反映的问题核心就是民政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抽象到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上就是有关当事人适格的问题。那究竟民政局是否为适格主体，以下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对民事诉讼当事人适格制度进行论述和思考。
（一）当事人的概念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是指为保护民事权益，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引起诉讼程序发生、变更、消灭的人。当事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当事人只包括原告（起诉的人）和被告（被诉的人），广义当事人除原告和被告外，还包括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和第三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当事人即无民事诉讼。
（二）当事人适格
1、当事人适格的概念
当事人适格，是指当事人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能够作为当事人进行起诉或应诉，具有诉讼实施权的资格。
当事人适格和民事诉讼权利能力不同，当事人适格是就具体案件而言的，当事人适格表明该当事人是正当当事人（正当当事人是指对特定的诉讼，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原告或被告，因而受该案判决拘束的当事人）。而民事诉讼权利能力是针对抽象诉讼而言的一种资格，有民事诉讼权利能力未必是正当当事人。
2、判断当事人适格的标准
传统民事诉讼法理论认为，适格当事人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具有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当事人能力）；二是对诉讼标的所涉权利义务关系具有诉讼实施权。判断当事人适格的标准，关键就在于有无诉讼实施权。根据当事人对特定的诉讼标的有无诉讼实施权，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当事人分为适格当事人和非适格当事人，我国学者又称为正当当事人和非正当当事人。
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诉讼实施权的基础是不同的。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1）对实体权利有处分权或管理权
一般来说，实体法上的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权利义务主体，即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对诉讼标的具有诉讼实施权，是适格的当事人。这是传统的利害关系当事人观念的主要依据，也是我国民诉法规定的起诉要件之一。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主体如原告对自己的权利有处分权或管理权，他们当然具有诉讼实施权，可以就争议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从而成为正当的当事人。
（2）诉讼担当
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关系主体之外的某些特定主体虽然不是权利义务主体，但其基于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对诉讼标的享有管理权或处分权，也是适格当事人。对于上述情形，民诉法理论上称为诉讼担当。所谓诉讼担当，是指实体法上的权利主体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有管理权，以自己的名义，为了他人的利益或代表他人的利益，以正当当事人的地位就该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根据诉讼担当产生的依据不同，诉讼担当分为法定的诉讼担当和任意的诉讼担当。法定的诉讼担当是指基于法律规定而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享有诉讼实施权，如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为保护死者利益提起诉讼人等；任意的诉讼担当是根据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意思而承认的诉讼实施权，如我国的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基于被代表人的授权而担任诉讼代表人。
3、适格当事人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