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退补情况析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卢桂荣、郭小锋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退回补充侦查和侦查部门撤回案件的现象，进而发现与侦查部门的侦查意识、态度和谋略相关。因此，通过对问题的深入研究，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也即公诉引导侦查取证。
【关键词】 补充侦查 一次退补 二次退补 公诉引导侦查


为更好地适应庭审改革对公诉证据的要求，积极探索“侦、检”配合的新举措，我院公诉处对近两年来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退补情况进行调研、分析，以求提高办案效率。
一、两年来退补案件的分析
（一）基本情况
2001年顺义检察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468件[1]，其中退补案件95件（包括侦查部门撤案或建议侦查部门撤案11件）占22.9%：一次退补案件78件；二次退补案件17件。2002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611件，其中退补案件187件（包括侦查部门撤案或建议侦查部门撤案25件）占30.5%：一次退补案件148件；二次退补案件39件。
数据表明：司法实践中，退补案件无论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均呈现上升态势。
（二）基本特点
1、从补充侦查事项上看，多而集中。在2002年退补的187起案件中，绝大部分要求补充侦查的事项为犯罪嫌疑人身份证明、赃物移送、证人证言、抓获经过以及排除证据矛盾，而就法律手续、法律程序、强制措施等方面要求补充侦查事项相对较少。
2、从补充侦查案件类型来看，一人多起、多人多起案件较多。在2001年退补的95起案件中，其中58起是属于一人多起或者多人多起案件，占61.05%。因为此类案件相对于一人一起的案件比较复杂，难免会顾此失彼。
3、从补充侦查案件性质来看，多为抢劫、盗窃、故意伤害、强奸案件。2001年退补的95起案件中有67起为该四类案件，而2002年退补的187起案件中有134起为该四类案件。
4、从补充侦查质量来看，一次补侦质量较高，二次补侦质量相对较低。2001年经一次补充侦查起诉的为82.11%，2002年经一次补充侦查起诉的为79.14%；2001年经二次补充侦查起诉的为29.41%，2002年经一次补充侦查起诉的为35.89%。
（三）具体特征
1、一次退补具体特征
一是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缺少辅助证据材料。如赃物未随案移送、未附送身份证明材料、缺少抓获经过等。根据公诉部门证据标准，此证据材料直接与案件定性相关联，如身份证明材料证实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2]，而在某些案件中刑事责任年龄决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因此，要求侦查部门进行补侦，既是保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要求，更是公正执法的需要。
二是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尤其在共同犯罪中，仅有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虽供述趋向一致，但无相应物证、书证或视听资料加以印证情况，一般要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例如，高某、路某、李某涉嫌职务侵占一案，三犯罪嫌疑人所作供述能够相互印证，但缺少相关的帐目、对帐单、收据凭证等书证材。此种情况，不符合提起公诉标准，因此需要退回侦查部门进行补充侦查。
三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表现为：在多人、多起的复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前后供述矛盾、同案犯之间供述不一致以及口供与证人证言之间矛盾的情况较多。例如，我们办理崔某等人抢劫、盗窃案时发现，在案卷中存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李某分别同崔某和田某盗窃摩托车的供述，又有证据证实崔某与田某根本不相识也没有共同实施盗窃行为，故存在明显矛盾，而侦查部门对此未加以排除直接移送检察机关。
四是个别承办人将退补作为缓解工作压力的手段，即以退补为由借用侦查机关的办案期限来缓解工作压力的现象。因为按照刑诉法第14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而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这样，在案件数量多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个别办案人员随意行使退查自由裁量权。
2、二次退补具体特征
一是补侦质量不高，退而不查，或查而不清。表现为：一方面侦查人员未按照退补提纲要求进行补侦，可以找的证人不去找、可以查的物证、书证不去查，往往以“查不清，找不到”为由，用工作说明来敷衍；另一方面虽进行了补侦，但不到位，反局限于机械地询问证人，补查的书证内容不清，证明力弱[3]。例如张某某等人强奸案，检察机关制作的退补提纲中明确要求补侦案发当晚在现场的证人证言材料，以证实行为人的犯罪事实。但从侦查部门补查重报的材料看，证人所言要么不清楚，要么轻描淡写，其证明力极弱。
二是形式大于内容，为补侦而补侦。侦查部门往往根据公诉部门制作的退补提纲，象征性地开出补侦“药方”。在李某等人涉嫌寻衅滋事案的补侦卷中，我们看到，一侦查员从9：50--17：50几乎没间断地在询问证人，而且在14：20--15：50和14：10--16：10的两份询问笔录中均有该侦查员签字，违背了基本的取证形式合法性原则。
三是侦查部门补侦不能，坚持重报。由于侦查人员在初查中，缺乏针对性、系统性，错过了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随着时间推移，有些证据材料即使补充侦查证据也难以收集，甚至不能收集。例如邢某故意伤害案，在案卷移送审查起诉之前，被害人张某其前后3次陈述存在明显矛盾以及在场证人施某证言也是前后矛盾，侦查人员没有及时核实并补充证据。由于时间推移，记忆模糊甚至遗忘，故两次退回公安机关均于事无补。
（四）主要原因
1、侦查队伍结构变化和侦查机构内部改革所致
从顺义区刑侦人员的年龄上看，近年来刑侦人员队伍结构趋于年轻化，活力强、干劲足，应该说这种变化在保障人民的安全和促进社会的稳定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其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庭审意识相对较弱，实践中存在案件告破但质量不高的现象。从侦查机关内部机构改革上看，2001年年终，顺义区公安分局进行机构改革，实行侦查、预审合一。过去预审担负着案件深掘和公诉前置的职能，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侦查的质量；现在“侦审一体化”寓预审于侦查中，改革的初衷是为避免取证的盲目性、无序性，但根据我院2001年和2002年两年来案件退补情况分析，侦审一体化的工作模式仍亟待完善。虽然在2002年下半年，又成立了预审大队，但在人员配合，财、物保障上仍不理想，影响了预审功能的发挥。
2、侦查机关缺乏必要的奖惩量化考核制度
从公安机关关于干警奖惩量化考核制度规定上看，案件侦破常与侦查人员奖惩直接挂钩，而与最终能否提起公诉联系并不大。经济杠杆无形中导致侦查人员形成“重破案，轻审查”的思维模式，影响了证据收集和固定的质量。
3、庭审制度改革，确立“证据为中心”庭审模式
从法院庭审改革来看，新的庭审模式强化了控方的举证责任。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要围绕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罪名全面举证，并就证据是否真实、充分，来源是否合法等问题，与被告人及辩护人展开法庭辩论。如果法庭认为证据不足，可以当庭作无罪判决。这无疑增加公诉人指控的难度，故而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时要严格依照起诉条件，对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充分性以及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全面、认真地审查。
4、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侦查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
从移送的案卷材料来看，“人证”仍是侦查的中心。而“人证就像水上的浮萍，物证、书证却能够固定浮萍”，但在刑事侦查实践中，侦查员往往对物证和书证重视程度不够，尤其表现为物证的提取过程。例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行为人用刀将被害人杀害，刀在现场，并且刀上粘有被害人的血液。侦查步骤应为：第一步提取刀上指纹，进行鉴定，将行为人和此刀联系起来；第二步鉴定刀上的血液，将被害人和此刀联系起来；第三步对此刀进行妥善保管，以备当庭出示。但我们在办案中发现，目前侦查实践针对此类案件通行的做法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刀的特征，收集相关证人证言以及随案移送的刀，未能体现出此刀的特殊性。此外，在提取刀时忽视了物证的提取形式和必要保全：多人直接触摸，甚至有的锈迹斑斑。这样，如何能够起到证明作用？
从侦查讯问的技巧上看，直接和诱导方式时有发生。如“当时，你手里没拿工具？”与“当时，你手里有没有拿工具？”不一样。行为人正在犹豫交代之际，经侦查员的诱导提醒立即否认，反映出侦查人员的侦查意识、侦查思路不明。
从卷宗笔录和《起诉意见书》的制作上看，有些多人、多起案件的卷宗笔录和《起诉意见书》较为零乱。审查起诉此类案件时，不得不在理清头绪上耗费大量时间，因为部分案卷并不是按讯问或询问的先后顺序来装订，移送的案件事实也不是根据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加以列举。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出侦查人员的责任意识不是很强，抱有对检察机关的依赖心理。
5、侦查部门对审查批捕工作的误解
侦查部门对审查批捕工作的误解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将侦查监督部门对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标准视为公诉标准，不再注重案件证据的进一步审查，直接移送公诉部门；二是将侦查监督部门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罪名等同于起诉罪名，即便原先对罪名有不同的认定，也完全依照侦查监督部门的意见收集证据，对案件可能涉及其他罪名的证据不再收集[4]。实质上诉讼各阶段对证据要求的标准、等级是不一样的，随着诉讼的不断深入对证据的要求也相应越来越高。例如张某抢劫案，侦查监督部门以故意杀人和抢劫两罪名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也即以故意杀人和抢劫两个罪名移送至公诉部门。经认真审查发现，依据公诉的证据标准和所有的证据材料应定张某抢劫罪。这种情况说明侦查部门在收集证据时，起诉意识、庭审意识有所欠缺。
二、公诉引导侦查的必要性及分析
（一）对公诉引导侦查的法理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部门与公诉部门共同履行追诉职能即“大控方”的角色。
一是从诉讼阶段上看，侦查环节处于诉讼的起始阶段，其特征为：收集、固定证据能力较强，但远离审判阶段，把握证据要求能力相对较弱；公诉环节处于诉讼的中间阶段，其特征为：收集、固定证据能力弱于侦查环节，因衔接审判环节，具有较强的证据把握能力。若将侦查环节的侦查优势和公诉环节把握证据标准能力的强项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克服侦查证据的盲目性、无序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司法资源浪费的现状，另一方面也体现“检、警一体化”的大控诉模式。
二是从诉讼流程上看，侦查部门负责“提出主张”，公诉部门负责“证明主张”，其目的和任务具有同一性。侦查部门收集证据直接为公诉作准备，而公诉部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也离不开侦查的证据材料，共同承担诉讼的风险。因此，从此意义上讲，侦查与公诉是一体的。
三是从侦查制度的来源看，侦查制度的独立源于国家公力救济的垄断。在国家公力救济之前，其侵权行为[5]（含概违法犯罪行为）诉讼方式是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场，原则上不得委托他人代理[6]的私人救济，侦查与起诉均由当事人自己完成。随着私刑权的禁止和国家对刑罚权的垄断，侦查与公诉相对分离开来，成为独立的部门。据此可知，侦查与公诉的一体化具有历史渊源。
（二）对公诉引导侦查的现实分析
1、公诉引导侦查是新型检警关系的需要
目前司法实践的现状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型诉讼构造，决定了检察机关不但无权主导侦查，还要受制于侦查部门[7]。在这种诉讼构造下，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难以进行有效的动态监督，而侦查部门也困于提供优势的动态协作。现行诉讼构造和侦控模式的缺陷表明，必须对其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应由“侦查为中心”变为“审判为中心”、由“检察机关不主导侦查”变为“检察机关主导侦查”。这种新型的诉讼结构和侦控模式，有效地监督侦查活动，强化检警互动协作。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犯罪概念的几点思考

洪凡


　　简述：自从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第13条明确规定犯罪概念，是针对犯罪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混合犯罪概念所做的规范描述。论者在对这种混合概念是否合理，定义中的“但书”及其涉及到犯罪的本质、特征谈下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犯罪概念、但书、犯罪本质 、犯罪特征

　　我国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我国的犯罪理论是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于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对于犯罪概念的规范描述是我国的立法工作者在对其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结合几十年的司法实践过程中积极探讨所做的经典概括。我国的犯罪概念是形式与实质兼顾的概念，吸收了犯罪的形式概念实质概念的精华，是一个更为全面科学的犯罪概念，因为这种混合概念解释了犯罪的本质、特征，有助于准确的了解犯罪，为司法工作者在定罪上设置了规格和标准，而且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相反的是更加充分的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为罪刑法定提供了法律依据；不但不会导致刑罚权的滥用，相反对刑罚权能够起到有效制约的作用”。也有论者认为，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相结合的犯罪概念是最科学、合理、全面的概念。@1
　　论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从哲学高度上来说，这种混合概念是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的优点有机结合，这个统一体毋庸置疑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从矛盾对立统一的角度，其中必有对立的一面，统一是相对于对立而言的，如果没有对立何来统一，正因为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差异所以仔细分析这种混合概念其中有些不相协调的问题：
　　1首先我国现行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法律条文中对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作出的明确规定，为其提供法律依据。而我国现行刑法中对于是否成立犯罪引入了两个不同标准即法律明文规定处罚（形式违法性）和实质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日本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定义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实质的犯罪定义说明为什么某种类型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它为立法者提供了可以处罚什么和不能处罚什么的标准；但实质顶一句有模糊性不能将其认为认定犯罪，可处刑罚的根据。因此，实质的犯罪定义作为“处罚依据”对形式的犯罪定义内容上的补充，而形式的犯罪定义作为“思考形式”对实质的犯罪作了形式上的限定。这两种概念相互补充，保证了认定犯罪的严密性和正确性。@2但是不能否定的是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规格标准在确定犯罪时相互冲突、排斥，使得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在逻辑上容易引起混乱。因为罪刑法定与作为类推适应前提的社会危害性之间是有对立的客观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罪刑法定为司法部门从形式上进行定罪提供了规格和标准，而社会危害性从实质上来阐述为什么该行为为犯罪。的确社会危害性本身就具有模糊、不确定性，论者认为这种法律语言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法律语言是由自然语言为载体的，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之上。这样使得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歧义性以及有限自然语言系统的不足性，不可避免的导致法律语言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体现在抽象其作用的对象是否涵盖和囊括全部。比如严重的，一般的，轻微的，情节显著轻微的在立法上并没有把社会危害犯罪类型化给出相应可以把握的界定标准，不仅与罪刑法定及其派生理念明确性等与量上难以把握的社会危害性是相左，而且是罪刑法定倾向于司法层面与着重于立法层面的社会危害性在形式与实质特征发生冲突的情况已何者犯罪的标准，涉及到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的微妙关系。在实际司法操作过程中难以像几何一样精确把握、定量计算，为使一些人的罪行颤断、践踏人权埋下了种子，也许只有这种政治计算公式才能制胜迷人的诡辩、诱人的雄辩和怯懦的怀疑。因为一般的违法行为也具有社会危害性，所以违法行为与犯罪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即只需社会危害性在量上达到一定程度就是犯罪。这符合哲学上所说在量的积累就会发生质变的规律。而社会危害性的程度难以把握。难以避免在司法实践和法律事务中会出现法官立法。有论者从社会危害性在量上的伸缩性基础上认为社会危害性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政治概念这一缺陷提出形式法治的主张。也有论者认为社会危害性是否涵盖全部犯罪的本质属性从而成为界定犯罪标准也是值得深思的。主张罪刑法定主义者认为在个人本位向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危害性能否象罪刑法定一样起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机能。
　　2从形式逻辑同一律上分析认为这种犯罪概念在文字用语的局限性。《刑法》第十三条说：“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一方面既然用了“一切”从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四个方面包含犯罪的各种情况使之罪与非罪相区别，但是后面又有“但书”来做限制，似乎有点画蛇添足之嫌，另一方面，既然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完全可以把但书内容包含进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已被刑事立法排除在犯罪范围之外，另立“但书”自然也就没有意义。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不追究刑事责任之情形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一项亦属多余。从立法本意上来说，不可否定是立法者是想编织出一个能筛选出犯罪的完美筛子。

（二）关于犯罪的本质
　　对我国犯罪的本质的观点通说认为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或队统治关系的危害”，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对犯罪本质的经典论述。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种观点：1 犯罪的本质属性包括犯罪的阶级性、犯罪的社会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2 犯罪的本质是犯罪行为人与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法律关系；3 犯罪的本质是应受刑罚处罚性，@ 34 犯罪的本质是孤立的个人最严重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犯罪的法律本质是对合法权益的侵犯；@ 4 5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基本的属性或称最本质的特征，在立法和司法层次内，犯罪的本质在于应受刑罚处罚（应罚性）@5 6社会危害性和依法应受惩罚性是犯罪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本质属性；@ 6 7 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犯罪本质二元论）。@7
　　刑法修订后，在对犯罪本质的深入探讨中：有人认为，在理论刑法学中，将犯罪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即所谓的犯罪本质二元论，是可以成立的。在注释刑法学中，应将社会危害性逐出犯罪概念，而代之以法益及其侵害，将法益侵害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8 还有人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我国现行刑法从许多方面认可了法益侵害说，有利于平衡刑法的权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有利于合理区分刑法与道德，也有利于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正确评价、理解和适用刑法规范。@9
　　所谓的本质是事物的属性的高度概括，一种事物的本质只有一个，非表面化、常识化的理解。它不同于特征，特征是通过比较区分与其他事物的标志。如法律的特征就是法律与道德、宗教、理性等其他事物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属性，而法律本质是法律、道德、秩序、等众多具体关系的理解之上提出的超越于具体问题之上的全面性回答，揭示产生、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一个事物从不同的角度、评判标准有不同的认识，与个人认识水平、价值观念可以有很大程度的关系。论者认为犯罪的本质不应局限于犯罪现象的个体认识，而是应把它放置于千姿百态、复杂多变的社会之中去抽象描述。形式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及代表人物Beccaria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中说“我们已经看到，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笔者基于以下几点认识认为也应坚持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本质：1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是国家的主人。这种政治体制下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在本质上一致的，在质上的一致性下只需量达到“严重的”即可。 2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辩证关系上，我所强调的是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这可以从刑事立法的依据中可以体现；况且主张法益侵害说的法益也不见得比社会危害性更具有规范质量；所谓的人身危险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作为修正还不足以挑战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本质的的传统权威。 3 我国耦合式犯罪构成要件无法解决的违法阻却事由就是以实质上是否危害社会为阻却事由的。
（三）关于犯罪的特征
　　关于犯罪特征主要有三特征和二特征之说。而所谓的四特征说只是增加了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包含在刑事违法之中，三特征之说认为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将犯罪的概念表述为三个特征：1 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既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2 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即刑事违法性， 3 犯罪是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既具有应受惩罚性，有人对三特征的排列顺序提出了质疑，指出不应将受刑罚处罚性（犯罪行为应当受刑罚处罚）同队犯罪人事实上科处了刑罚（法律后果）混为一谈，应受刑罚处罚性不是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法律后果，并认为应遵循“以刑定罪”的规律，将应受刑罚处罚性排在社会危害性之后，刑事违法性之前，因为，立法者正是以刑法的制裁手段去评价危害行为，才从中分离了法律撒谎能够的犯罪概念，在刑法中，从根本上说是先有刑法后又犯罪，刑罚才是“居于上位的”。@10
　　二特征主要是以下几种观点：1 犯罪的基本特征应当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法律特征——行为的刑事违法性；2 犯罪的基本特征有两个，即犯罪是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既具有社会危害性；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3 犯罪有两个基本特征：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是实质特征；依法应受刑罚惩罚性是法律特征。4 犯罪的特征有两个：本质特征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法律特征是刑事违法性或称刑法禁止性。5 犯罪有两个特征：实质特征是应负刑事责任的社会危害性；形式特征是刑事违法性。@11
　　论者认为有的观点在阶段或层次上违背形式逻辑同一律，三特征说还将作为刑法上犯罪的法律后果（这里不说法律结果主要是词性考虑，结果应是中性，而后果带有贬性符合语境）。的“应受刑罚处罚性”作为一个特征值得探讨，有学者认为只要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违反法律、自然不应受刑罚惩罚。达到严重社会危害性，就自然违反法律、应受惩罚。论者认为虽然我国耦合式的犯罪构成理论（四要件构成理论）不同大陆法系递进式的犯罪构成理论（三要件构成理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以及三特征的价值评判属性不同，而且三个特征具有这种逐渐缩小确定范围的功能，对达到严重危害社会、违反法律规定、无刑事责任能力、责任意思、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可归责，论者认为三特征说的三特征是机密联系、缺一不可的，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决定了犯罪特征的质和量。




@1参见杨春洗等：《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赵秉志、吴振兴主编：《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2参见赵秉志《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64页
@3 参见李居全：《犯罪概念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4-110页。
@4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8页。
@5参见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2页。
@6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5页。
@7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153页。
@8参见陈兴良：《社会危害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探讨》，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一期。
@9参见张明楷：《新刑法与法益侵害说》，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一期。
@10参见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章。
@11参见李永升：《刑法学的基本范畴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88页。